凌晨3点02分，我听到了人声。

这并不反常。

在里德尔大宅，没有什么是反常的。

我下楼去探究，发现塞缪尔爷爷正手拿一杯药。

坐在桌子对面的是父亲，也拿着一杯药。

他们在讨论船只、木头之类的。

他们在讨论房子、伊泽贝尔或者瑟瑞娜。

他们在讨论从西南、从太平洋上刮来的风，匆匆穿过哥伦比亚河的河口，绕过奥林匹克山，带来了雨。

他们在讨论树木。

“我们的声音太大了吗？”

父亲问，他看到我穿着睡衣，困倦地站在门口揉眼睛。

“我睡不着。”

我撒了个谎。

“加入我们的失眠俱乐部吧。”

他一边快活地说，一边示意了下座位。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加入他们。

我不确定这是对的。

但之后我看到酒在瓶子里摇动，意识到他们正情绪高涨，不会介意加我一个。

我从冰箱里抓了一瓶可乐，从橱柜里拿了一个玻璃杯，坐到了桌旁。

父亲给塞缪尔爷爷的杯子满上。

“要不这次少加一点奶吧。”

塞缪尔爷爷说。

“好主意。”

父亲同意。

然后我们举杯祝酒。

我们三个。

塞缪尔爷爷，他看起来似乎接上了脑袋里的自言自语，猛力地点头。

“本来应该由我来做的。”

他说。

“但你没有做，爸爸，”

父亲说，“总得有人做。

于是我做了。”

“你本来应该让我来的。”

塞缪尔爷爷抗议道。

“但你没有做。”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