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焦虑地等候父亲回来。

我一整天都没看到他，想告诉他母亲来过电话——她问起过他，她关心他，想和他说话。

我在晚餐时间走下楼梯，在脑中计算着时间。

他现在不能给她打回去，英国现在是三更半夜，但可以早上一起床就打给她。

“我爸在这儿吗？”

我问瑟瑞娜。

她正忙着做晚餐，仍是上班的打扮，不过光着脚。

“恐怕不在，”

她说，“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如果我们不等他开饭的话，希望你别介意。”

我耸耸肩，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用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来掩饰我的失望。

塞缪尔爷爷已经听话地坐在桌旁了。

瑟瑞娜拿出药瓶，在他面前放下三片药片。

看到我在注意这一事情，她说：“他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

她来回地把一盘盘食物端上桌。

“要我帮忙吗？”

我问。

“你坐着，小寿星，”

她故作愉快地说，“我都尽在掌握呢。”

她端上最后一盘食物，一个木碗装的沙拉，然后入座。

“你们有车吗？”

我们各自取菜时，我问。

“我们确实有一部车，”

她答道，“就在谷仓的后面。

你干吗问这个？”

“我从来没见过你开它。

你怎么去上班呢？”

“我先骑车到巴士站，然后坐巴士。

你怎么这么好奇？”

“连冬天也是？”

“西雅图的冬天比较温和，而且大家都不介意淋点小雨。

所以上帝才为自行车发明了挡泥板，就是为了让我这样的淑女不被溅湿。”

我们刻意地默默吃饭。

我觉得每件事物都逐渐分崩离析了。

父母完全没有要和解的意思，父亲比以往更加疏离。

我被困在瑟瑞娜和塞缪尔爷爷的世界里，而且没有人在乎。

连我的生日都是。

“还轮不到我替你父亲道歉，”

瑟瑞娜发话了，“但我能理解，他错过了你的生日晚宴，你一定很失望。”

“无所谓。”

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