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没给，这使得他记了我四年的仇。

1973年推荐我上大学，这位会计管公章，当着生产队长的面在推荐表上写了“立场不稳”

四个字，狠狠报了一箭之仇。

知青上山下乡并不神圣，只不过是当时执政者的一种狡狯。

文革造成国民经济的停滞，政府无法为一千多万的中学生找到工作，便把这个巨大的包袱转嫁给了农民。

农民很委屈，我不止一次听他们说：“俺们什么也没增加，可还得挤出一部分给你们。

你们在抢我们的饭吃。”

面对这种负担，如果说一些农民还有一种渴望的话，那便是凭着单纯狭隘的头脑，认为可以很合算地娶女知青做媳妇。

农村娶女人是很花钱的事，山西的知青说，他们山里娶媳妇用斤称，双眼皮一斤二十元，一个媳妇两千块，这对日值仅几角几分的农民来说不啻天文数字。

事实是，女知青一进村，便被村里的老少爷们儿品头品足开始算计了。

但没有哪一个女知青心甘情愿地嫁给农民。

可女知青并不都是带刺的玫瑰。

小B的父亲是地主成份，文革一开始便被红卫兵从北京赶到乡下去了。

小B为了和家庭划清界限，与同学一起到吉林插队落户。

马车将她们拉到村里，才知道集体户的房子还没盖。

她们只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

小B和另一个女生被安置在生产队G队长家。

半年后，集体户的房子盖起来了，那个女生迁回了户里，而小B却莫名其妙地依旧住在G队长家。

闲话旋即在村里飞满了天，但中国农民生来怕官，没一个人对这种怪事公开提出质问。

不久，小B与G队长的儿子结婚了，村里很是热闹了一番。

不过，有关G队长和他儿子不道德的流言还是传了出来。

两年后，由于要落实中央“70&；#8226；26”

文件，县知青办想到了此事。

我那时是“北京知青回京汇报团”

的成员，便和县知青办的同志到小B处调查她的情况。

小B长得很端庄，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如果在北京，打扮起来一定非常美。

去时她正在家看护孩子。

屋里摆设很简单，但农民家里该有的都有了。

从她很白的肤色和犹存的城市少妇气质，可看出她丈夫挺心痛她，没让她干什么粗活儿，不过，自我们一接触，她郁抑的神情就没从眼眸中失去过。

她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比她男人大两岁。

我不好问她与G队长儿子结婚的经过，只从侧面询问她生活得如何，有什么要求。

我实际是在暗示她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我可以帮助她解决。

可她说，她对丈夫一家很满意，不但不嫌弃她出身不好，而且还准备把她的父母从关里农村接到这儿安家。

说话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