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在中国大陆，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档案。档案里记载的是“组织”对一个人成长过程的鉴定和评价。而每个人的档案都按照级别、系统等等储存并保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档案是非常神秘的。由于有着极其严密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人们不可能自由地翻阅自己的档案，而受到严格控制的档案材料也更不可能流散到社会上。 然而，就在1998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一份被装订成册，厚达六卷，几十万字的个人档案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旧书摊上，被当作文物待价而售。档案封面上写着两个字“杜高”，很显然这是一个名叫“杜高”的人的个人档案。 杜高：在1979年的春天，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的时候，正式告诉我，向我宣布，这份档案已经全部销毁。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五十多万个右派，还有“文革”中受到磨难的，受到冲击的干部，他们的所有的政治档案全部销毁。这是中央决定的，因为这是不实之词，那么我以为这个档案已经销毁了。 解说：但是，这份在杜高看来本已销毁的档案并没有化为灰烬，而是流散到社会上，最后出现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这份档案的是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李辉先生。这位喜爱寻访旧书摊的青年学者在见到这份档案后立即买了下来。恰好这个时候，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反右”运动中“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专著。在随后发表在《新民晚报》的一篇文章里，他使用了杜高档案中的一些材料。杜高在看到这期报纸后，与李辉取得了联系。在李辉那儿，杜高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档案。 杜高：我亲眼看到了我的这份档案，这一份对我说来是非常神秘又非常可怕的，跟随了我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档案。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笔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我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写的，对我的揭发，对我的检举。这些材料我都看到了，我震惊了，这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档案。 我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感觉到一个历史的影子罩在我的身上，我感觉到呼吸都有些急促，我的情绪应该说是很沉重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想不到的，特别是有很多批示，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来对待我。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档案是从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