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没学过数学的人，分不清楚数学和算术，以为数学是干巴巴的、无聊的学科。

其实，这门学科需要无上的想象力。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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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1月的第一天，一个矮小的女人和一个高大的男人走在热那亚的老公墓里。

他们都四十岁左右。

女人有一颗孩子般的大头，一头厚密的鬈发。

她表情热切，微带恳求。

她的脸看起来已经有些沧桑。

而男人则是庞大，他二百八十五磅的体重，分摊在硕大的身架上。

他是个俄罗斯人，常被人称为大熊，或者哥萨克人。

这会儿，他蹲伏在墓碑上，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记录碑铭，苦思着一时看不明白的缩写词，尽管他会说俄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还懂一些古典和中世纪的拉丁语。

他的知识和体形一样宽广，不过，他的专业是政府法规，能讲美国当代政治机构的发展、俄罗斯和西方的社会特征差异、古代帝国的法律与实践。

不过，他不是老学究。

他机智诙谐，受人欢迎，和任何层次的人都能轻松相处，他能过最舒适的生活，因为他在哈尔科夫一带有产业。

他被禁止在俄罗斯任教职，只因他是个自由主义者。

他的名字很合适他。

马克西姆。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和他一起的女人也是科瓦列夫斯基家的一员。

她嫁给了他的一位远房表哥，不过，她现在是个寡妇。

她开玩笑地跟他说话。

“你知道我们中有一个要死了，”

她说，“我们中有一个今年会死。”

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问她，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新年的第一天就在墓地里走。”

“的确。”

“还有不少你不知道的呢，”

她那样冒失而又急切地说，“我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

“女孩子与厨娘们在一块的时间更长，而男孩子都待在马厩里—我想是因为这个。”

“马厩的男孩从来没听说过死？”

“听得不多。

关注的是别的东西。”

天上在下雪，但是很轻柔。

他们走过的地方，留下了雪花消融的黑色脚印。

1888年，她第一次遇见了他。

因为要创办一所社会科学院，他到斯德哥尔摩来当顾问。

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还是同姓，这无疑会让他们走到一起，即使彼此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

她有责任招待他，处处照顾这位在自己的家乡并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