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之后家里会有一场谈话。

真伤心，真可怕。

（我妈妈。

）

本应该有监督的。

辅导员到哪里去了？（我爸爸。

）

要是我们再一次经过黄色的房子，也许我妈妈会说：“你记得吗？记不记得你以前多害怕这房子？可怜的小东西。”

我妈妈有种习惯：对我在遥远的婴儿时代的种种毛病，她总是抓住不放，甚至可以说，如数家珍。

如果你还是个孩子，每一年，你都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

通常都是在秋天，当你丢掉暑假的困惑和懒散回到学校，升了一级的时候。

这是你记录变化最为明显的时光。

在此之后，你就不会记得哪年哪月在变化了，但是变化仍在继续，完全一样。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过去会从你身边溜走，走得如此轻松，完全是自动流失。

场景常常还未消失，已然不再相干。

然后突然一个急转弯，某样东西遍地开花、处处涌现，想要得到关注，甚至还想要你做点什么。

虽然显而易见，实在没什么可做的。

马琳和沙琳。

别人都以为我们绝对是双胞胎。

那几年流行给双胞胎起压韵的名字，邦妮和康妮，罗纳德和唐纳德。

另外，沙琳的帽子和我的很配。

这种叫苦力帽的帽子是宽大的低顶圆锥形草帽，用一个结或者松紧带系在下巴上。

这个世纪后期，这种帽子在电视上越战的镜头里就很常见了。

西贡街头骑自行车的男人戴着它们，走在路上的女人也戴着它们，她们的身后是被轰炸的村庄。

可能在那个时代—我是说我和沙琳露营的时候—大家说到亚洲苦力，不会觉得这种说法有什么不妥，说黑鬼，或者说像个讨价还价的犹太人，也不会觉得有问题。

我那时十几岁，还不会联想这些词汇的背景文化。

我们有这样的名字，戴这样的帽子，所以第一轮点名的时候，我们喜欢的辅导员—快活的梅维斯指着我们说：“嗨，双胞胎。”

我们还没来得及解释，她就已经在点别人的名字了。

我们喜欢梅维斯，但是，我们更喜欢漂亮的辅导员保利娜。

不过在点名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对方的帽子，互相有了好感。

否则的话，我们中至少一人，甚至可能两人都会把全新的帽子摘下来，准备塞到床底下，声称是妈妈逼我们戴的，我们自己不喜欢，诸如此类的话。

我挺欣赏沙琳，但我不知道怎么和她交朋友。

夏令营的女孩，除了少数几个稍微大一点以外，都是九到十岁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