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江曾培文）

去年暮春季节，安徽《警探》杂志举行了一次笔会。

《警探》是省公安厅主办的。

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同志兼任该社社长。

第一天开会，尹曙生有个发言。

按常规，以他的身份，一般是对与会作家说说“欢迎”

、“感谢”

一类的客套话。

出乎意料，他的发言却十分实在、内行。

不仅有板有眼地介绍了《警探》杂志，而且对法制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些颇富启示的见解。

这个“第一印象”

，一下子缩短了我与他的距离，不再把他单纯地视作一位公安战线的领导干部，而且引为文艺行中的一位同道。

笔会期间，我比较集中地阅读了几本《警探》，觉得它办得颇有品位，与那些热衷于以刺激感官来招揽读者的所谓法制类报刊迥然有别，我曾把它与在全国许多旅游点中显得管理有序、整洁干净的黄山旅游区放在一起，称之为我在安徽看到的两块“净土”

。

在《警探》这块“净土”

上，当时正在连载一部凡思写的长篇小说《时代悲歌》，虽然只读了几章，从中已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一打听，作者凡思就是尹曙生。

这样，在我的印象中，他这位“老公安”

的形象，进而鲜明地叠印上“业余作家”

的形象。

我感到，这是一位能武能文的人，武能“治安”

，文能创作。

黄山笔会后，不时传来他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取得新成果的讯息。

侦探系列小说《教授之死》是尹曙生同志的新作。

这本书的优点与特点，如同《时代悲歌》一样，明显地打着作者文武结合的印记。

作者如果没有长期的公安生活实践，没有在公安工作中的出色投入与深刻体验，一句话，没有“武”

的经历，是写不出这样以打击罪犯、维护社会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内容的侦探小说；然而，倘若仅仅有“武”

的一面，缺乏“文”

的一手，也是化不成文学作品的。

生活尽管一视同仁地给公安战线的同志都提供了众多的素材和启示，但决非人人都能动笔创作。

文学是生活与艺术的统一。

尹曙生同志既拥有生活，又掌握艺术，他成功了。

拥有生活，并且勇于直面生活，使他的作品有一种“惊人的真实”

。

《教授之死》虽系侦探小说，行文多波折与悬念，故事性极强，但它并非天马行空的胡编乱造，而是深深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

“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堕其实。”

其“真”

其“实”

，既表现在故事性情节性上，同时也体现在时代的情绪和氛围上。

九篇系列小说，篇篇都可以看作是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