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李济对他说，大学生一个月没有吃到过肉和食油了，老百姓都在挨饿。

当抗战胜利时，李济又告别家人，代表战胜国中国东渡日本去调查和收回被掠夺的文物，归国后回到李庄，老父亲已经瘫痪，只能抬回南京。

１９４８年随着国内战事迫近，李济再一次护送文物迁台。

两个月后他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却选择了与家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从台北回到上海，希冀“迎接一个新社会”

……

接踵而至的，还有大陆考古界同行的批判和门生的反戈。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郭沫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文章，把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比拟为蜥蜴之类的爬虫，抨击他们是“捧着金碗讨饭”

。

１９５９年，大陆考古界开展了对李济的猛烈围剿，有人试图从学者道德和学术水平上贬损李济，动摇他的学术根基。

离开大陆前，他曾将大女儿的骨骸托付一位弟子照管，“*”

中竟遭人揭发，那个弟子被迫向造反派交出，最后竟自杀身死……

在台湾，李济把自己培养的得意门生张光直推荐到了哈佛，毕业后张光直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回台接替衣钵。

他曾过继内兄之子作为义子，在他精心培养下，义子李光周终于在留学归来后接掌父亲创建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但在李济去世六年后，也不幸病逝……

李济终身以传播科学思想为己任，而上苍却把诸多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他身上，甚至在他６月生日的时辰里，制造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提出，中国文化是以“仁”

为中心的“二人文化结构”

：君臣、父子、长幼、尊卑……每个中国人都在对应参照中找寻位置。

人的一生如橄榄状，二人关系的形成过程，就像橄榄果由尖向圆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成熟后走向尖——直至虚空的过程。

李济是在众多关系中成长光大；也是在众多关系的离散中走向衰竭。

在一次台风来临的时刻，这盏中国学术的长明灯终于油尽灯枯，黯然熄灭……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我知道“李济”

这个名字，纯属偶然。

十多年前，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叫“李庄”

的小镇，发现了一段缺失的民国学术史。

那是抗战期间，中研院史语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简称“社会所”

、“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

简称“体质所”

，“中央博物院”

简称“中博院”

。

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