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走向最后全面的崩溃。

所以，后来有人替清廷感慨，说是“早知辛亥武昌事，不如饶了谭嗣同”

。

这当然没有什么后悔药可售的了。

到了宣统的末年，他们即使捉住了汪兆铭，那个直接埋炸弹向摄政王索命的人，也在无形的巨大压力下保其性命，不敢再次上演菜市口的血案了。

然而这个时候，也只能道一声呜呼晚矣！

他们也并不是非要吃了罚酒才舒服，而是蛮横愚蠢，不具有起落裕如的大智慧。

谭嗣同的代表著作《仁学》，可谓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以为社会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

、“异同生克”

。

“仁”

的精神实质是“通”

，“仁——通——平等”

乃是万物发展的规律。

什么是发展规律的阻碍呢？就是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

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

专制纲常礼义无非是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

。

所以到了变法最后的紧急关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

袁世凯假惺惺施以缓兵之计，转身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随后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

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他还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

但措置不及实施，计划均告落空。

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向专制顽固势力做最后反抗。

关于改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辩证关系，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和海外华侨谈话中有精确的总结。

他论证中国人民禀有民权自由之性质，进而说，“推彼（改良派）之意，必当先经君主立宪，而后可成立宪*，乃合进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破天荒者则然耳，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

（《孙中山年谱长编》305页）。

事实上，在变法失败一个多月后，日本志士极力促成改良派走上革命道路，与中山先生合作，康有为却避而不见。

中山先生对之兴趣不是很大，但对其亡命海外的处境深表同情，总想给予帮助。

当时亡命海外的维新志士，也是谭嗣同的挚友的毕永年等人，则慨然与康有为绝交，转而拜谒中山先生，加入兴中会。

孙中山与康有为，政见迥异。

康氏始终持保皇观点，与同盟会主张格格不入。

梁启超有所不同，变法失败后他避走日本，在与孙中山等同盟会党人往还、论辩中，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至张勋复辟，他与康有为就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

晚年他向他的学生谈起谭嗣同，陷入深切的怀念之中，承认就已发生的西方史来看，革命没有不流血的。

而谭嗣同的授首，乃是中国革命流血的另一种开始。

康有为上书上上了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