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丝毫减弱，他只是多了一份怀疑，多了一份清醒，多了一份对悖谬经验的体认，小说因此不再仅仅是情感的倾诉，不再仅仅是喊叫。

小说应该直面这种转变，在文本中呈现出这种转变。

说到我自己，我确实处于矛盾纠葛之中，似乎有些无可救药。

我不愿意执其一端，也无法做到执其一端。

对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我还是很尊重的。

当然，其中有很多假货，一些成名作家的作品掺杂其中。

袁宏道有一句诗，很损，却不无道理，叫做“自从李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

。

魏：如果有人说您《花腔》以前的大多数作品中，有“掉书袋”

的嫌疑，你怎么想？到《花腔》，则变过去的“掉书袋”

为对“掉书袋”

的戏仿，您认为有此一转变吗？

李：《午后的诗学》曾遇到过“掉书袋”

的指责。

我还是想说明一点，掉书袋也好，不掉书袋也好，都是为了塑造人物，都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感受。

诗人们在一起说话，外人很难听懂，不要说一般的外人，我想很多小说家都不知道他们在一起嘀咕什么。

他们说的话，像暗语，像土匪黑话。

批评家们在一起说话，外人也听不懂，诗人听不懂，小说家听不懂，也是黑话。

你刚才有些问话，有些概念，我就没有听明白。

现在，如果要去写诗人的生活，不来上几句他们的黑话，那就是不真实。

所以，那种“掉书袋”

就类似于插进了几句黑话。

不过，在小说中，我通常会对那些黑话作一些解释，免得一般读者看不懂。

《石榴树上结樱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写的是农民，不需要“掉书袋”

了，掉了，反而假了。

当然，“掉书袋”

对我来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增加小说的互文性，以使站在话语的交汇点上，与多种知识展开对话。

在我看来，这也是激活小说与世界的对话关系的一种手段。

说到《花腔》的“掉书袋”

，我想它不是为了“戏仿”

而“戏仿”

。

如果说是“戏仿”

，那也只是对历史学的戏仿，它是为了能够一本正经地书写葛任的历史。

魏：很不好意思！

前面我的有些话也可能让你听不明白，一是由于我没有说清楚，二是我可能不恰当地使用了“概念”

，其实那还不是“不清楚”

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