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后半生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哥哥宁宁的出生。

你看她开心的笑容，在所有照片中实在太罕见了。

我的哥哥孔继宁生于1962年，是毛家第三代中惟一见过外公的子孙——那时他还是个婴孩。

　　这里，还要讲最后一个与头发有关的故事。

妈妈尽心尽力担当着替外公照顾外婆的责任，照片上外婆的发型就是妈妈设计的。

直到60年代中期，外婆都是把留长的头发梳成两条小辫子并盘在脑后，而这样不便于梳洗。

妈妈就把外婆的辫子打开，把头发剪断，从中间对分，人显得精神多了。

直到去世，外婆都保持这个发型。

　　1972年，我出生了，而且也赶上了让外公起名。

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的时候，外公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东”

，还有自己喜欢的“梅”

都给了我。

怎么样，够大方的吧？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两岁到六岁之间都在外婆身边度过，可以说继续代妈妈尽孝吧——父母当时都是军人，那些年运动不断，他们格外忙碌。

由于当时年纪小，外婆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后来深。

说来也怪，以往听外公的录音，和外公会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复。

而当1976年外公去世时，全国人民泪落如雨时，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不亚于前两次的危机。

只不过由于压抑较深，当时没有爆发，而分几年逐渐释放出来。

只要外婆一发病，楼里马上就如无人居住般安静。

她那对外公已成永诀的思念，对往昔岁月的痛惜，一丝一缕地慢慢侵蚀着日渐衰老的身心。

终于在那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1977年初秋之夜，她坚持睡在我房间的小套间书房里，躺在拼起的椅子上，窗户只开了一条小缝。

在冷风侵袭下，第二天我发现外婆已不能起床，她中风了。

　　然而，外婆病得真不是时候。

当时国家的形势已走向拨乱反正，1979年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解放”

了！

《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这张我和外婆在医院花园看《解放军画报》的合影。

那一年，她七十岁，我七岁。

第五节　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五）

1978年，已到入学年龄的我，告别外婆，来到父母身边。

次年外婆终于获准进京，当时正逢建国30周年。

从1949年坐火车去北平在山海关遇阻，到现在中央派专机去上海接她来首都，为了这一天，她足足等了30年。

现在，她可以来了，可是……　　北京对她而言，一来意味着丈夫，可他已在三年前离开了人世。

而只要他活着，自己就不能去。

这个悖论使两位老人一直痛苦着。

二来意味着国家，就像当初她不顾一切前往的红都莫斯科，是心中的圣地，理想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