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每逢重要的抗战周年，有如1995年的战事结束五十周年和1997年的卢沟桥事变六十周年，都有朋友邀请参加他们的集会。

我都借词推托，原来电话里也难能解释，他们的集会，都有发愤雪耻示威之含义，我如参加，势必表态。

朋友们没有想到，在重要的集会表态已不只是私人言论而近于公众之行动。

我虽然不反对他们集会的动机，但是既已牵涉上国民外交，应当瞻前顾后，将所有有关因素提出通盘考虑，我的专长在历史，本来应当就所知提供年轻的朋友们参考，但是当中的复杂曲折不可能在群情激昂的集会当头解释得明白。

即是今日濡笔临纸，还怕写得不妥当，徒生误解。

引起中国人群情激昂的最大原因，由于几十年后还有重要的日本官员否定南京屠杀。

日军在南京的集体屠杀，有当日国际人士的报道，有日本军人自己所摄的照片，无法否认，只有被害人人数尚在争议之中。

估计高的超过三十万，估计低的只称十万。

战后东京国际法庭的估计为二十万。

但即算以最少数计，杀人逾十万，不可能无高级将领指使。

所以当日日军统帅松井石根被列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受吊刑。

第六师团在城中奸淫放火，有国际难民委员会的指证，其师团长谷寿夫则经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枪决。

其他施虐战犯只能象征式的提出三数人。

例如在南京有日本尉级军官二人举行以军刀杀人竞赛，事载东京报纸，战后亦被押在南京枪决。

其他盟国情形亦复如此。

例如美军之在菲律宾巴登半岛被俘者，被押解在酷暑行军。

俘虏偶一离队喝饮附近泉水，即被押解之日军当场射杀，美俘称为“死亡行军”

，其他残虐情形亦不堪胜计，战后只由军法审判，将当中高级将领如本间雅晴及山下奉文判死刑。

至于所说日人对发起侵略战争始终无悔过之意，所说不尽确实。

我曾在1949年，于役中国驻日代表团，据资深同事道及，终战之后不久，可能为1946年，日本民间拟组织谢罪团前往中国，但谒见代表团团长商震时，彼不仅不予协助，反当场怒骂，至此日人不复提及正式道歉。

日皇裕仁是否应对战事负责，曾被提出讨论。

国际法庭之首席法官魏蒲（SirWilliamWebb，澳洲人）曾说纵使日皇被迫主战，不能辞其咎。

事实上，裕仁于1945年美军登陆后不久访问麦克阿瑟时，曾表示：“我承担我们人民在（这次）战争之中所有政治与军事决策的全部责任，愿受将军所代表之权力的处分。”

文载曼彻斯特（WilliamManchester）所作《麦帅传》。

日皇秉性和平，人所共知，他不可能曾批准对华全面作战。

因为即在卢沟桥事变两方军事冲突之后，“北支”

驻屯军尚曾命令所部停止于保定之线。

但东条英机时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时为第五师团长（关东军有三个旅团增援，第五师团来自日本本土）忽视命令将战事扩大。

事后二人均列作甲级战犯受刑。

在上海方面日本参谋本部即在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之后，仍命令军事行动终止于苏州嘉兴之线。

攻占南京之命令由松井石根擅发。

日皇个人性格更可以从以下事件看出：远在1935年即在日方强迫何应钦签订所谓“何梅协定”

（“北支”

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由参谋长酒井隆操纵）后，裕仁仍在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呈递国书时对蒋私自破例道出：“此次华北事变，实对不住；对汪蒋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

，载在蒋介石日记。

战后酒井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处死刑。

发动太平洋战争时须由日皇公告宣战。

现存的纪录表示裕仁曾一再置疑。

最后御前会议群情已定，日皇仍拟表示意见，侍从近臣知至此辩说无益，授意阻止，但裕仁表示个人感慨仍即席吟短歌一首，所以日皇权位与其个人实为两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