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

，龙济光答应后又不肯宣言北伐。

龙济光的反复无常，激起了肇庆军人及各地民军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出兵驱逐龙济光。

然而，梁启超“害怕破坏”

的思想又旧病复发，认为起义是为拥护国法，而不是争权夺利，并表示只要龙济光宣布北伐，保留龙济光的都督地位是可以的。

梁启超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又一次在封建军阀面起流露了出来，他甚至亲赴广州，推行其错误主张，名曰“靠血诚去感动”

龙济光。

5月5日，梁启超在李根源的伴随下前往那个观音山和龙济光“苦口婆心的谈了十几个钟头”

毫无结果。

次日晚，龙济光召集军官会议，“欢迎”

梁启超。

席间，龙济光大将胡令萱大骂张鸣岐，并恶声恐吓梁启超，并拔枪相向，同时伏兵于门外，将效海珠之故智，又一场鸿门宴会。

梁启超见状，一跃而起，慷慨激昂：

我在海珠事变发生后才来，并不是不知道你这里会杀人，我单枪匹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

我一来为中华民国的前途来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内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

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便怎样……

言正辞厉，意气横厉，使得暴徒们为之一愣，不敢动手。

是夜，梁启超彻夜未眠，“受惊不小”

，在张鸣岐、李国治等人的护送下由小到逃往肇庆，“鸿门恶会，仅乃生还，盖纪实也。”

梁启超单刀赴会，与龙济光达成协议，发出“团结一致，专心北伐”

的通电，并没能扭转广东局势，但造成的声势，使得袁世凯整日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5月6日，在梁启超一手策划下，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于肇庆，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等为抚军。

军务院成立后，连续发表五号通告，将袁世凯推向了无底的深渊，使护国战争发展到最高潮。

在迫袁退位的高潮中，保皇派首领康有为也发出了《请袁世凯退位电》、《为国家筹安定测者》，倡议清帝复辟，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对老师颇感无奈，为了共和，他随即发表《辟复辟论》，针对康有为的复辟谬论进行尖锐的批判，二人达到了真正不可调和的地步。

军务院成立后，冯国璋见各省纷纷响应，便以“调停南北，促使议和”

为借口，召开南京会议，逼袁退位。

梁启超作为南方各省代表于15日离开肇庆，经广州、香港于22日抵达上海，奔赴南京，与冯国璋商讨逼袁退位问题，成为南京会议的幕后参与者。

而此时，各地前线仍然继续猛进，痛打落水狗，不因谈判而稍事放松。

可是，梁启超抵达上海时，噩耗传来，父亲梁宝瑛于4月14日病逝于香港，梁启超“闻丧昏迷”

，悲痛万分，出于对父亲的愧疚，梁启超决定辞去军务院各种职务，闭门居丧，声称不闻国事。

而此时，北方各省也纷纷宣布独立，迫袁退位之声从四面八方如海潮般冲击着袁世凯。

一连串的刺激让袁世凯日夜焦虑，失眠，喜怒无常，甚至小便不通，病入膏肓，陷入四面楚歌，于1916年6月6日一命呜呼，而护国战争也因此而宣告提前结束。

护国运动的善后

袁世凯暴死后，段祺瑞、冯国璋皆欲取而代之，继承北洋军阀衣钵，而西南护国军方面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蔡锷、陆荣廷等则根据民国二年九月国会参众两院决议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本任大总统期满之日为止。”

一致主张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而军务院成立时，曾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宣布“恭承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

，黎元洪的继任，是维护《临时约法》的尊严，是民主共和的胜利。

6月29日，黎元洪申令遵行民国约法，于8月1日召开国会，废除袁世凯设立的法令和机关，废除国务卿，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