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中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都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这事很难对抗,因为有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在催促,你如果不起床,也没法睡了。但是,大家在操场上惊异地发现,还是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高音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有损造反派领袖的脸面,于是他们宣布: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啦啦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高耸着被窝的床出来“示众”了。
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
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可以想象,他们既然被人隆重地抬出来了,那么起床也一定端足架子,摆足排场,甚至还会居高临下地指点刚才抬床的同学,再做一点什么。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像老爷一样。
于是造反派领袖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
但是,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让人羡慕死了。
造反派领袖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道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
后来据抬床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都没有醒过。
由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众,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这种感觉,那很可能是一种享受。
世间的惩罚,可分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对前者无可奈何,而对后者,那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人要实施对另一个人的名誉羞辱,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
蒙头大睡,这实在是最好的抗拒,也是最好的休息。抗拒在休息中,休息在抗拒中。
而且,在外观上,这一面彻底安静,那一面吵吵嚷嚷,立即分出了品级的高低。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常受围攻的人士始终名誉未倒,而那些尖刻的大批判专家劳苦半辈子却未能为自己争来一点好名声。
让那些新老造反派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乐得酣睡。
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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