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就在我后悔没养一只猫来陪我的时候，马特·多米尼斯打来了电话。

我们聊完之后，我走到前厅的走廊里，在那儿逗留了几分钟，试着把思路整理清楚。

天色渐晚，天空中有几颗星星闪烁，公路上穿梭车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像是蜂群的嗡鸣。

你终于发现了一件困扰你良久的事情真相，那种感觉就像是失去了一个旅伴。

那是一个话痨、喜欢刺探，或者甚至没什么礼貌的同伴，但也是你早上醒来时已经习惯他在你身边的同伴。

在过去几个月里，韦德的案子对我而言就是如此。

在那间由空余的卧室改装成的小办公室里，我花费了好些时日冥思苦想。

然而马特告诉我的事情，让那些我冥思苦想出来的假设都成了谜。

我告诉自己，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的，哪怕我朋友说的一切都准确无误，仍然有些事并不能说圆。

***

我回到屋里，给马特回了电话，问他我能否和弗兰克·斯波尔聊一聊。

就在斯波尔要被处决的几个月前，他承认自己杀害了约瑟夫·韦德教授。

马特是波托西惩戒中心的老看守，当典狱长得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负责该案的侦探申请探监，便答应了。

我想要亲眼看见、亲耳听到那个人讲述西温莎谋杀案。

我并不确定他讲的是事实。

我甚至怀疑，在他听说一个加利福尼亚的作家想要在书中提到他的名字后，他这样做或许只是想要夺人眼球。

就在斯波尔刚从精神病院被放出来、正在新泽西游荡的时候，韦德就被杀害了，所以他有可能是从当时的报纸上读到了谋杀案。

约翰·凯勒带着所有关于这起案子的资料来见我。

他并不知道，春天我们的那次见面过后，我又开始深挖韦德被杀一案了。

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到了斯波尔的供述。

他告诉我，因为这件案子，他失去了女朋友。

“我不信邪，但这件案子的确有点儿像一场诅咒，”

他说，“所以你自己得多加小心。

能摆脱它我如释重负，而且我再也不想被卷入这种事情了，现在不想，以后也不想。

不管怎么说，它现在似乎结束了，不是吗？”

我告诉他或许真的如他所愿，然后祝他的新工作一切顺利。

但我完全不能肯定韦德案件已经真相大白，所以两周之后，就在马特回电话给我，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我在网上买了一张第二天的飞机票，收拾好了一个小背包。

早上5点钟，出租车来接我，半个小时之后到了机场。

马特应该在圣路易斯等我，准备好带我去波托西了。

飞机上，我旁边坐着一个推销员，属于那种即便是马上要被处决了，还会试着说服行刑队买个新吸尘器的人。

他介绍自己叫约翰·杜布切克，但喋喋不休10分钟之后，他才发觉我正津津有味地读着报纸，根本没听他在说什么。

“我敢打赌你是个高中老师。”

他说。

“你输了，我不是。”

“我从来不会错的，罗伊。

教历史的？”

“差得太远，不好意思。”

“哦，我知道了——教数学。”

“不。”

“好吧，我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