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我们一起过了感恩节。

从埃尔文街上的一家家庭餐馆里买来一只烤好的火鸡，还叫了几个同学——都是劳拉的朋友。

我弟弟艾迪病了，得了感冒，一天早上我妈发现他发了高烧，着实吓了一跳。

我和他们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告诉他们我找到了一个兼职工作。

我和劳拉都没有再说起提摩西或韦德的事。

我们几乎玩了一整夜，第二天又去了纽约，在布鲁克林高地的一家提供早餐的小旅馆里面挥霍了整个周末。

之后的一周，韦德不在家，我用他留给劳拉的钥匙去了他家两次。

我喜欢那个宽敞、安静的地方，韦德家对我这个一辈子住在阴暗、喧闹的小破屋里的人来说，几乎是只在魔法世界里才有的福地。

房子里的安静真是人间少有，透过起居室的窗户看得到湖上的景色。

我可以在湖边站几个小时，看窗户的外缘悬临于湖上，好像正处于一幅印象派的画里。

我把周围的环境仔细研究了一番。

楼下是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储藏室。

楼上，是图书馆、两间卧室，以及一间更衣室。

更衣室很宽敞，足以在必要时充当另一间卧室。

地下室有一间小酒窖、一个健身房，地板上散落着哑铃，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红色的沙袋，一副拳击手套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健身房里弥漫着汗味和男用除臭剂的味道。

我一直是个浑身书卷气的人，所以帮韦德整理图书馆更像一种特权享受，而不是一份差事。

书架上满是稀有版本和我从没听说过的珍本。

有一半的书是关于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但其余的是文学、艺术和历史方面的书。

我尽力留出一半的时间用来读书，因为我怀疑教授回来以后就不会乐意借给我他的宝贝图书了。

这是我那个星期中第二次去那里了，我小歇了一会儿吃午饭。

我来的时候带了一个三明治，边吃边敞开窗子看着外面的湖。

这所房子对我有一种奇怪的影响力，正如它的主人一样吸引着我，却也令我不愿靠近。

这栋房子吸引我，因为如果我成了一个成功的作家，日进斗金，我也想住这样的房子。

随着我在普林斯顿的时间逐渐来日无多，我开始严肃地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而且越来越担心未来可能并不会如我所愿。

我寄给文学杂志的几篇短篇小说纷纷遭到退稿，不过有的还附带着好心的编辑寥寥数语的鼓励。

我也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并不知道它是否值得我坚持。

另一种选择可能是成为某个小镇上身无长物、愤世嫉俗的语文老师，被一群中学生包围着、讥笑着。

我最后可能穿着粗呢子大衣，手肘处打着补丁，那部永远也写不完的小说就装在手提箱里，就如始终把一块沉重的里程碑挂在脖子上，永远无法将它安放。

这栋房子是一个成功的标志。

有几分钟，我想象着自己是房子的主人，和自己深爱的女人同住于此，她如今已经是我的妻子。

面前是我正在写的又一本畅销书。

我停下笔来，平静而轻松地等待劳拉回来，然后我们可以去绿苑酒廊或者四季酒店享受一晚。

在那里，我们会被人认出来，沐浴在人们好奇和仰慕的目光里。

但是，一想起这栋房子是属于一个我不能信赖的人的，这一切幻象就好像掉进了腐蚀性的化学药品里一样，马上消散了。

虽然我很愿意相信劳拉说的是真话，相信她和教授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业务上的，但是一旦我待在这栋房子里，我就忍不住胡思乱想。

我仿佛能看到他们两个在客厅的这个沙发上翻云覆雨，或者已经脱光了衣服走上楼去，上床之前还做着猜拳一类的游戏。

我想象着劳拉为了挑逗老头，做了各种花样的前戏，她带着坏笑钻进桌子底下他的两腿之间，而他正解开自己的裤子，摆出下流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