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的生活设计（5）

1932年，加利福尼亚州失业委员会文件中的一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差别。

这位80岁的老人，正如他回忆的那样，自他1873年在纽约市参加工作的那天以来，经历了太多的盛衰沉浮，而且，“杰伊？库克公司的银行破产了，我的老板关门大吉，我丢掉了工作，成了一个流浪汉。

……那年头，整个西部都向自耕农开放。

那年头，大山里挤满了新家，以及正在开挖的新矿。

那年头，全国各地都在修铁路”

。

他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一个护路工，打那之后，工作是稳定的，最早是煤矿工，后来是杂货商，直到1890年，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还算富裕的商人”

。

但是，1893年的金融恐慌把他洗劫一空，他再一次流落街头，成为一个流浪汉，直到1895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诱惑下，他设法筹到了足够的资金，去经营牧场。

当他积累到可观收入的时候，生活再一次变得宽裕起来。

如今，在垂暮之年，他又失去了一切，在心底里，他知道这是错误的，是不同寻常的。

“没有一片像样的土地用来安家。

任何地方没有一条铁路要修建。”

他回忆道，“多年前，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了一篇声明：‘年轻人，去西部吧，与国家一同成长。

’”

现如今他就生活在西部，他会这样声称：“去西部吧，年轻人，然后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里。”

像挪威的旅鼠①所做的那样。

已经山穷水尽了。

一个试图把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的人，往往会遵循下面几条路径中的一条。

如果他把这样的境遇看做是机器取代人的结果，他可能就会心平气和地看待它，因为没有谁会跟一台机器生气。

如果他归咎于自己或自己的糟糕运气，他就会滑向一条不归的失败之路。

如果他把责任归到社会或经济体制的身上，他就会选择激进主义的岔道，走不了几步就会向左转。

有人做过一项认真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跟女人比起来，失业使得男人更加激进。

将近四分之一的闲人（比有工作的人当中多四倍）都同意这个观点：“革命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像“外国激进分子”

这样一些观念，并且断言：“一个人应该欣然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

实际上，像这样的激进主义，大体上是朴素的，理论上是天真的。

对于被商店所包围的贫困，普通人有着本能的愤恨，随着食品和农场窒息在他们自己的生产过剩之下，这种愤恨突然爆发了。

1932年，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对一位社会工作者说：“这些日子，思考是危险的，请别烦我。”

同一年，一位新闻记者走遍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城镇和偏远林区——所经之处，身边是一片废墟，造成这些废墟的原因是廉价棉花、工厂停产、银行倒闭、抵押物丧失赎回权，以及很方便地降临在华尔街的美国佬身上的其他不幸——他听到了人们咕哝着“革命”

这个词。

在新政初期，密歇根州的一位村民告诉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官员：

我不相信你在这家机构启动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情有多么糟糕。

……他们全都说，如果事情变得更糟，而且并没有很快就发生点什么事情的话，他们就会来到缅街上，砸碎窗户，拿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他们不会欺负小店。

他们首先会去找那些大店……没人愿意让自己的老婆孩子饿死。

对于某些人的丑行，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主席丹尼尔？威拉德曾经在1913年沃顿商学院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过：资本主义已经脱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