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统指斥其“三十倍于古”

，既夸大事实，也毫无实际意义。

即或不与董仲舒认真计较，便以第三种方法计，在实际中也远非那么不堪重负。

国家征发徭役，只要不疯狂到要自断生计，大体皆在每年农闲征发，而不可能在农忙时期征发。

而那个时代的实际农闲时间，每年无论如何在三个月之上。

历史的事实是，每年月余的徭役，在战国时代不足论。

即或接近三个月，也不可能达到严重威胁民众生存的地步。

秦帝国是一个大规模建设的时代，精壮男子每人每年服徭役一月余或两月余，客观地说，远在社会容忍底线之中。

以秦帝国刻石所言，民众在秦始皇时期是大为欢悦地迎接太平盛世的。

即或我们将刻石文辞缩水理解，至少也是没有反抗心理的。

其另一个基本原因，便是帝国工程的绝大多数都是利国利民的。

疏通川防、开拓道路、抵御匈奴、南进闽粤、大兴水利、销毁兵器、迁徙人口填充边地等等等等。

除了搬迁重建六国宫殿，秦始皇时期没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

以战国民众在大争之世所锤炼出的理解力，是会敏锐体察出恶政与善政区别的。

只是到了秦二世时期，才因骊山陵与阿房宫的大规模建造而偏离社会建设轨迹，使工程徭役具有奢靡特质。

如此大背景下，才有了陈胜吴广因“失期皆斩”

面临生死抉择而不能容忍而举事反秦的社会心理动因。

这与秦政的本来面目与总体状况，并非一事。

以文明历史的评判意识，不当以胡亥赵高的昏聩暴虐取代帝国整个时期，更不能以此取代整个原生文明时代。

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必须申明：举凡历史上的强盛时代或富裕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相对高；举凡历史上的不发达时代，或大贫困大萧条时代及贫穷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很低或极低；直至当代，依然如此。

秦帝国正是前一种时代，前一种国家，其税率与徭役征发“年率”

虽相对较高，但却是建立在自觉地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其性质绝非对贫瘠的掠夺，而是在高度生产力水平上积聚社会财富，为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

其后，秦末大动乱大复辟，将秦帝国建设成果悉数摧毁，“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人相食，死者过半。

高祖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天下既定，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在此等经济大萧条社会大贫困下，西汉即或实行了“什五税一”

甚或“三十税一”

，达到十五分之一与三十分之一的极低税率，其穷困状况仍然惨不忍睹。

汉文帝时期，贾谊的《论积贮疏》犹云：“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

公私之积，犹可哀痛。

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这一基本的历史现象，给我们的历史意识提出了一连串的尖锐问题。

在大贫困大萧条时代的低税率低征发，与大发展大兴盛时代的高税率高征发之间，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评判？假如要我们选择，我们选择什么？贫困的低税率低征发，果真是“仁政”

么？富有的高税率高征发，果然是“暴政”

么？此等对比之法，果真有实质意义么？果真能说明问题么？果真值得作为最重要的依据去评判文明史么？两千余年来，我们一直在指控强盛秦帝国的高税率与高征发，我们一直在赞颂生产力低下时代与大贫困时代的“轻徭薄赋”

，这符合历史演进的本质法则么？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