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恨之入骨，既彻底地有形摧毁，又彻底地精神否定，灭秦之后则完全复辟了诸侯制。

刘邦集团则虽然反秦，却对帝国功业与秦始皇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

对于帝国文明框架，则一开始便采取了审慎地权衡抉择的做法。

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这种权衡抉择。

这一过程，并不全部都是难题。

对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政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标准、移风易俗以及种种社会基本法度，西汉王朝都全部继承了秦文明框架。

所谓“汉承秦制”

，此之谓也。

事实上，重新确立的秦制，也被整个社会迅速地重新接受了。

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于两个核心：一则，如何对待具有强大传统的诸侯分封制？二则，如何对这种实际继承秦制而道义否定秦制做出合理阐释？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实行虚封制？合理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难点，则是要在反秦的正义性与秦文明的历史价值之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与说明。

对于分封制难点，西汉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协，至汉武帝时期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

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国有所倒退，也给西汉王朝带来了长期的恶果。

这是“汉承秦制”

历史过程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

尽管西汉的妥协是有限的，然由于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实地分封制）带来的社会动荡连绵不断，故在西汉之后，这种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晋之后终于演变为完全的虚封制。

也就是说，历代政权对秦制的实际继承，在西汉之后更趋完整化。

这一历史现象说明。

历经秦末乱世的复辟劫难，又再度经过西汉初中期“诸侯王”

引发的动荡，历史已经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则基本道理：从秦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其结局只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动荡；历经春秋战国五百余年激荡而锤炼出的秦制，是适用于社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是有利于华夏民族长远壮大发展的。

从实际制度的意义上说，秦文明在本质上获得了完全的历史认可。

然则，在历史意识的评判上，却出现了巨大的分裂。

西汉王朝发端于反秦势力。

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决定了西汉政权不可能对秦帝国及秦文明在道义上给予认同。

否则，西汉政权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义性。

对于历来注重道义原则而强调“师出有名”

的古老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将“吊民伐罪”

作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于注重政治行为的道义原则。

若对方不是有罪于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

，而不是“讨”

或“伐”

；既是天下“讨秦伐秦”

，则秦只能是暴政无疑。

这便是中国古老的政治道义传统所蕴涵的逻辑。

虽然，刘邦集团的社会根基不同，决定了其与六国贵族的复辟反秦具有种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