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荀子大师，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

在《强国》篇中，荀子依亲自入秦的所见所闻，对秦风秦政作出了最高评价：“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

秦类之矣！”

在《正论》篇中，荀子则对“治世重刑”

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论证，实际是对“苛政”

说的回应。

荀子之说，没有任何人提出反驳。

另一方面，战国末期“天下向一”

的历史趋势日渐形成，“天下一统”

的可操作战略也由李斯适时提出。

这种人心趋势，意味着天下寄厚望于秦政，寄厚望于秦国“一”

天下。

如此两个基本面充分说明：战国之世对秦政的总体评判虽有争议，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

当然，这种肯定的后面，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原则在起作用：战国变法只有秦国最成功，成功本身是“应时而变”

的结果，是顺应潮流的结果。

在“求变图存”

与“大争事功”

成为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对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是没有指责理由的。

秦帝国一统天下后，舆论情形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轴心，是关于恢复诸侯制还是建立郡县制的大争论。

由这一大争论生发开去，牵涉出对夏商周三代文明与秦帝国所建文明的总体对比，以及与之相关的总体评判。

然则，这场大争论及其余波，仍然被争论各方自觉限定在战国精神所能容纳的争鸣之内：反对方并未涉及对秦政的总体指控，创新方也并未以对方对传统诸侯制的赞美而横加指责，更谈不上问罪了。

历史声音的突然变调，开始于“焚书坑儒”

案之后。

自儒生博士们纷纷从秦帝国庙堂“亡”

去（不经正式辞职而私自离职），评判秦文明的言论中便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秦政毁灭典籍，暴虐之道也。

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孙孔鲋，以及诸多在秦帝国职任博士的名儒，都在离开中央朝廷后与藏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密联结起来了。

这种以“非秦之政”

为共同点的秘密联结，使原本并不具有真实政治根基而仅仅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不期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政治旗帜。

“暴秦”

说，遂以极大的声势，在秦末之乱中陡然生成了。

自陈胜吴广举事反秦，对秦政的认知评判，便成为当时反秦势力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

而最先反秦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当时对秦政并无总体性仇恨。

“闾左徭役”

们直接仇恨的对象，首先是秦二世的过度征发，尚不涉及对秦政如何评判。

陈胜的“天下苦秦久矣”

之叹，所言实际内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后的政治行径。

基于农民集团的直感特质，陈胜吴广的发端路径很简单：先以为扶苏、项燕鸣冤为事由，后又以“张楚”

（张大楚国）为举事旗号，最终达成以武力抗争谋求最好的社会出路。

演变的转折点，出现于陈胜举事后谁也预料不到的天下轰然而起的陡然大乱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