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牌大卡车上扛麻袋。

杨登科很是纳闷儿，怎么也没想到董少云会跑到这样的地方来干这种重体力活。

是来赚钱吗？那么好的家庭条件，还少了他花的？是来体验生活？他又不是作家或者演员什么的，就是所谓的作家和演员，也没听说过谁肯遭这样的活罪。

何况他还只有十四五岁，还不是干这种重活的年龄，虽然他长得粗壮结实。

　　杨登科没去惊动董少云，朝斜对面一家门面走去，那里也有人正往车上装货。

杨登科以替人找工作为借口，上前跟一个老板模样的男人搭讪。

那男人只顾对着民工指手画脚，把杨登科晾在一边。

直到货物装就，货车缓缓开走，老板才过来搭理他。

杨登科这才了解到，一般五到七个人装一车货，开价三十到五十元不等，主要以货物多少轻重来定，也就是说装一车货，人平可得六元左右。

一车货大约装半个多小时，若货主多，有车可装，两三个小时下来可领到二三十元装车费。

杨登科初步估算了一下，董少云利用放学后这两三个小时来装车，可能也就是这么个收入。

　　晚上回家后，杨登科把董少云的行踪跟聂小菊一说，聂小菊也甚觉奇怪，不知董少云为什么要偷偷去托运市场卖苦力赚钱。

两人做了分析，董少云父母肯定不知道这事，不然他们是决不会让儿子去受罪的。

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谁都有疼子之心。

杨登科和聂小菊怕简单行事弄巧成拙，决定先不惊动董少云的父母，等弄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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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3）

聂小菊当了十多年的老师了，知道凡是儿女出现异常，根源都在家里。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像董志良那样看上去夫荣妻贵的家庭，自然要什么有什么，一般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有问题，他们都是聪明人，也会尽量做到不影响儿女的成长。

当然有一般就有不一般，聂小菊和杨登科两人侧面一了解，才知道董志良家里的情况还真的不一般。

　　原来董志良在郊区做区长时，曾跟一个叫袁芬芳的女老板有染，这事后来被董夫人知道了，两人闹得差点离了婚。

袁芬芳原是贵都市歌剧院一位当家演员，长得颇有姿色，尽管已经年过三十，依然风韵不减。

歌剧院过去红火过一段，后来国家财政体制发生变化，政府不再全额安排他们的工资福利，一夜工夫垮了台，演员们都作鸟兽散。

袁芬芳自然也难逃下岗命运，在街上开门面卖起了服装。

半年下来，服装积压在店子里没卖出去几件，袁芬芳只好亏本抛掉服装，改做文化用品生意。

做文化用品生意的人多如牛毛，钱也不容易赚，做了一年连本钱都没赚回来。

袁芬芳一时竟没了主张。

心里头却不服输，自己要能力有能力，要姿色有姿色，怎么却做什么亏什么，一事无成呢？　　那天袁芬芳在店子里枯坐了两三个小时，才好不容易进来一位美髯飘逸，约莫六十开外的客人。

仔细一瞧，竟是原来歌剧院的孟老院长。

孟院长是来买毛笔的，也没看柜台里坐的何人，进门就嚷道：“狼毫狼毫。”

袁芬芳已经认出了孟院长，却不吱声，拿了几支狼毫摊到柜台上，任孟院长选择。

孟院长低头选了一会，看中了一支，掏钱往袁芬芳手上递。

袁芬芳没接钱，开口道：“不就一支狼毫吗？拿走就是，别数钱了。”

　　孟院长这才抬了头，见是过去的弟子袁芬芳，几分惊喜，两人隔着柜台说起话来。

原来歌剧院倒闭之后，孟院长资历深厚，没像袁芬芳他们一样下岗，被市里安排到了群众艺术馆，搞些群众文化辅导工作。

如今的群众文化无非是打牌赌博，吃吃喝喝，群众洗脚，干部按摩，夜晚烧香，白天拜佛，有闲蹦迪，无聊QQ，也用不着你群艺馆的人去辅导，孟院长就天天在家练练毛笔字，当作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