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说您永远也收不到我的那封信了，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您的信竟能邮来，就在您死后的第十一天里。

今天的早晨，天格外冷，但太阳很红，我从医院看了病返回机关，同事们就叫着我叫喊：“三毛来信啦！

三毛给你来信啦！”

这是一批您的崇拜者，自您死后，他们一直浸沉于痛惜之中，这样的话我全然以为是一种幻想。

但禁不住还在问：“是真的吗，你们怎么知道？”

他们就告诉说俊芳十点钟收到的（俊芳是我的妻子，我们同在市文联工作），她一看到信来自台湾，地址最后署一个“陈”

字，立即知道这是您的信就拆开了，她想看又

不敢看，啊地叫了一下，眼泪先流下来了，大家全都双手抖动着读完了信，就让俊芳赶快去街上复印，以免将原件弄脏弄坏了。

听了这话我就往俊芳的办公室跑，俊芳从街上还没有回来，我只急得在门口打转。

十多分钟后她回来了，眼睛红红的，脸色铁青，一见我便哽咽起来：“她是收到您的信了……”

收到了，是收到了，三毛，您总算在临死之前接收了一个热爱着您的忠实读者的问候！

可是，当我亲手捧着了您的信，我脑子里刹那间一片空白呀！

清醒了过来，我感觉到是您来了，您就站在我的面前，您就充满在所有的空气里。

这信是您一月一日夜里二点写的，您说您“后天将住院开刀去了”

，据报上登载，您是三日入院的，那么您是以一九九Ｏ年最后的晚上算起的，四日的凌晨二点您就去世了。

这封信您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呢，是一九九一年的一月一日白天休息起来后，还是在三日的去医院的路上？这是您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更是您四十八年里最后的一次笔墨，您竟在临死的时候没有忘记给我回信，您一定是要惦念着这封信的，那亡魂会护送着这封信到西安来了吧！

前几天，我流着泪水写了《哭三毛》一文，后悔着我给您的信太迟，没能收到，我们只能是有一份在朦胧中结识的缘分。

写好后停也没停就跑邮局，我把它寄给了上海的《文汇报》，因为我认识《文汇报》的肖宜先生，害怕投递别的报纸因不认识编辑而误了见报时间，不能及时将我对您的痛惜、思念和一份深深的挚爱献给您。

可是昨日收到《文汇报》另一位朋友的谈及别的内容的信件，竟发现我寄肖宜先生的信址写错了，《文汇报》的新址是虎丘路，我写的是原址圆明园路。

我好恨我自己呀，以为那悼文肖先生是收不到了，就是收到，也不知要转多少地方费多少天日，今日正考虑怎么个补救法，您的信竟来了，您并不是没有收到我的信，您是在收到了我的信后当晚就写回信来了！

读着您的信，我的心在痉挛着，一月一日那是怎样的长夜啊，万家灯火的台北，下着雨，您孤独地在您的房间，吃着止痛片给我写信，写那么长的信，我禁不住就又哭了。

您是世界上最具真情的人，在您这封绝笔信里，一如您的那些要长存于世的作品一样至情至诚，令我揪心裂肠的感动。

您虽然在谈着文学，谈着对我的作品的感觉，可我哪里敢受用了您的赞誉呢，我只能感激着您的理解，只能更以您的理解而来激励我今后的创作。

一遍又一遍读着您的来信，在那字里行间，在那字面背后，我是读懂了您的心态，您的人格，您的文学的追求和您的精神的大境界，是的，您是孤独的，一个真正天才的孤独啊！

现在，人们到处都在说着您，书店里您的书被抢购着，热爱着你的读者在以各种方式悼念您，哀思您，为您的死作着种种推测。

可我在您的信里，看不到您在入院时有什么自杀的迹象，您说您“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我个人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

，又说您住院是害了“不大好的病”

。

但是，您知道自己害了“不大好的病”

，又能去医院动手术，可见您并没有对病产生绝望，倒自信四五个月就能恢复过来，详细地给了我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且说明五个月后来西安，一切都作了具体的安排，为什么偏偏在入院的当天夜里，敢就是四日的三点就死了呢？！

三毛，我不明白，我到底是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