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者往往是空谈家，饶舌者；他们获得知识，只是作为一种专业技术，或是作为通常的有文化的标志，而不是为了社会和人生的应用。

五四一代不同，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周作人说北大学风“迂阔”

，“明其道不计其功”

，指的就是对理想价值的追求。

但是，他们却并不作启示录式的布道；他们对知识、科学和各种思想的渴望，全出于变革的热情的驱遣。

在本质上说，他们是实践家，是蒙田形容宗教改革说的那样，是把“超天思想和入地行为”

结合到一起的人们。

在五四初期，最流行的是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原则。

陈独秀分析东西方文化时指出，东方注重形式，西方注重实际，因此积极提倡采用实用主义作为中国的教育原则。

许多著名的知识者，如高一涵等也宣传功利主义，钱玄同则公开宣布说：“我始终是一个功利主义者。”

五四期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来华，在知识分子群中，进一步扩大了人文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

卢梭的人*权理论，尼采、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人道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的融合，共同构成了新的价值原则，犹如初露的朝暾，照亮了广大青年知识者脚下伸展的茫茫前路。

陈独秀认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

关于直接行动，他的解释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

。

看得出来，这里有卢梭的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直接*”

的影响。

首创“五四运动”

一词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五四精神的总结也提到牺牲精神，其具体描述为“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

。

鲁迅是社会革命实践的积极鼓吹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曾这样两次提到“青年的使命”

，其一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再是说：“扫荡这个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世纪末的学者鄙夷世纪初的战士，说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其实，自从发出反叛的第一声战叫，他们就在一面前进，一面开拓和创造。

这些先行者，他们始终以宏放的眼光注视着未来；但无论新梦如何辉煌，都不会离开时代问题，停止当下的战斗。

要扫荡的旧物太庞大太沉重了。

然而，即便在那般恶劣的环境，大批的青年知识者，依然怀着奔赴的热情，创造他们的新生活。

他们组织工读互助团，广泛开展大众教育计划，比如组织讲演、讲座，散发自行印制的材料和普及杂志，为工人和穷人的孩子开办夜校，创办免费普及学校等等，在全国掀起一场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的活动的热潮。

北大有一个名为“平民教育讲演团”

的团体，创办于1919年，在艰困动荡中竟然坚持到了1922年。

为了社会改造，他们是怎样耗费着青春的生命！

王尔德说：“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瞥的。”

我们不妨把他们称为乌托邦主义者，难道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带贬义的语词吗？何况，他们还不仅仅是乌托邦主义者！

现在的犬儒，居然有勇气讥笑五四是一个没有建设的时代，—世界上有什么创造比精神的创造更富有价值呢？有什么建设比人格的建设更为重要呢？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7）

周作人为新文学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人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