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喜欢读书，这与远大理想和父母督促等都毫无关系。

我从小较真儿，比如老师鼓舞我们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会一直问，怎么定义崛起？读什么书？中华崛起和我读你说的那些书有什么必然关系？还没等我问完，老师就不搭理我了。

我父母很少读书，我爸关心大自然，特别是大自然里能吃的东西，他能叫出水里所有鱼的名字。

我妈关心人类，特别是邻里亲戚之间的凶杀和色情，她了然方圆十里所有的男女八卦。

即便是后来我写的小说出版了，再版了，得奖了，另几本小说也出版了，我父母都不看。

我爸说，看不下去，没劲，没写鱼。

我妈说，还是不看了，保持一下对你残留不多的美好印象，再说，能写成啥样啊？不就是那点搂搂抱抱摸摸××的屁事儿吗？还能写出花？

我从小喜欢读书全是因为那时候没任何其他有意思的事可干。

我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是最后一代需要主动“杀时间”

的人：没手机、没电脑、没电影、没电视剧、没游戏厅、没夜总会、没旱冰场、没保龄球。

我又对体育没任何兴趣，上街打架又基本是被打。

只剩下读书，于是读书。

尽管那时候可以读的书种类不多，但是已经能看到李白说“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已经能看到《诗经》讲“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我那时候的小学和中学有图书馆吗？我不记得了，很可能没有。

街面上似乎有图书馆，一个区似乎有一两个，每个图书馆最热闹的是报刊栏，一堆老头老太太站在报刊栏前面看当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等。

各种不同的报纸上，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是一样的，老头老太太们还是从头读到尾。

有一次我试图进入一个图书馆，里面当班的人被吓了一跳，以为我是来偷啥的坏孩子。

我问，能借书吗？她说，不能。

我问，能进书库随便看看吗？她说，不能。

我问，为什么？她说，你借书，我怎么能保证你一定能还？再说，不符合规定。

你进书库，我怎么能保证你能爱护图书且不偷书而且不撕掉几页拿走？再说，不符合规定。

我问，那你是干什么的呢？她说，我是看着像你这样的人的。

北京有些街上的确有号称藏书众多的图书馆，比如北海公园西边有国家图书馆老馆，比如中关村南大街有国家图书馆新馆。

我听说北京图书馆里有宋版书、元版书、外版书、完全没删节的《金瓶梅》。

我连尝试进去都没尝试过，我听说看《金瓶梅》要单位介绍信，说明借阅的充分理由，如果介绍信被看出来是假的，图书管理员身后就会立刻蹿出来两个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