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汽车向山下快速行驶时，老韩突然脱下棉衣罩在我身上，对我说：“小张，这边是悬崖，我决定跳车，死了算了！

你要是能生还祖国，请向部队汇报我的情况，申请个烈士证寄回我家。

我家在山西…”

我没等他说完就反过身来紧紧抱住他说：“韩股长，就这么自杀太不值了，要死也等有机会时咱们夺了敌人的枪，拼它一场赚个本！”

我又指着前面山路上几十辆亮着灯的车队说：“你看，咱们这么多的战士都被俘了！

咱们是党员，是干部，自己要寻死容易，谁去照顾他们，谁领导他们度过艰难的战俘生活呢？”

他痛苦地低下头，被我紧抱着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车队在山谷中急速向南驶去。

“离祖国愈来愈远了！”

我仰望着北方，试图寻找那颗北极星，但北边那黝黑的山峰之上仍然密布着阴霾。

第五章　被俘初期——在水原城郊战俘转运站

对付敌人审讯

1951年5月28日傍晚，我们被押送到南朝鲜水原市，下车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

这儿看起来像是一座学校的操场，广场正中排列了一长串条桌，每个桌子后面都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文职人员。

我们被逐个叫去受审。

审讯我的是一位黄种人，操着广东味的国语，大概是从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临时借来的翻译人员吧！

等待被提审时，我就考虑好了对付敌人审讯的原则：决不能损害我军我党的威信，不能暴露重大军事机密，但一般情况要如实讲。

这是因为要争取敌人的信任来掩护我开展地下斗争，而且我们是集体被俘，一般情况敌人是容易搞清楚的。

因此对于敌人审问的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所在部队番号等等，我都如实回答了。

但是问到职务、政治面目、军衔、宗教信仰这几项，我谎报是宣传队员、群众、班级、基督教徒。

当敌人问到连队的装备情况时，我说自己不是战斗人员，不了解部队装备内容。

最后他问到我的团队的几位指挥员姓名，我说刚参军一个来月，都叫不上名字。

“你是宣传队员总该知道你的团政治部主任的姓名吧！”

“大家都只称呼他为张主任。”

这时，他打开一本英语的《中共部队情况汇编》，翻到我们军、师、团那一面，用手指移动着找到团政治处那一栏，然后点了点头。

看到这本《汇编》我大吃一惊：敌人的情报搞得如此精确，我们的领导机关是否了解这一情况呢？

那位审讯员挥手让我上车，我松了口气，这第一次的审讯总算混过去了。

当上“翻译官”

押送我们的汽车穿过水原市郊野，来到座落在城近郊的战俘转运站。

这里的条件比前方临时收容站要好些，战俘们能睡在帐篷里的草垫子上，伙食除了每天两个大麦米团子之外，还有一点稀菜汤，汤里还有几片鱿鱼。

下车后，负责押送我们的军官叫我跟他走。

他把我带到铁丝网内靠近大门口的一个独立帐篷里，对坐在一张桌前的美军中尉说：“哈罗，克劳斯，我奉布鲁克斯上尉之命给你送来一位会英语的中国战俘，他已被任命担任翻译，以便协助你管理中国战俘。

我已不再羡慕你的工作轻松了，我今天一次就给你送来近千名中国战俘，够你忙活一阵子的哩！”

克劳斯中尉个子不高，棕色皮肤，灰眼睛。

他听完后对送我来的军官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站起来对我说：“我正在发愁怎么让你的同胞懂得我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