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南下因粮，但这时“农人收获，壁不可坚；禾稼棲亩，野不可清。

虏或因粮于我遂深入，而秋高马肥，恒凭强以逞”

。

因而“防秋之兵，远地调集，主客相参，步军受陴，马军列营，视四时独加严焉”

　。

朱棣以及后来的君臣，在北部边防问题上尽管处心积虑，但似乎没找到问题的根源。

问题在于，只要上述经济形势不改变，明朝的所谓“边患”

就不能解除。

朱棣的频年征讨，更加重了草原地区与中原的隔绝局面，想要制驭蒙古几乎完全不可能了。

八、从“来者不拒，去则不追”

到“逆命必歼”

的政策转变

虽然，在朱元璋的怀柔政策下，有不少蒙古官民归顺了明朝，甚至在官僚队伍中有鞑官，军队中有鞑军；虽然由于明军的打击，由于蒙古内部的纷争，蒙古势力有所削弱，但从整体上说，蒙古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并未正式置于明朝的统治之下。

明人说：“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

　对于不肯归顺的蒙古势力是不会置之不问的。

但是，朱棣即位之初，百废待举，而处于纷争中的蒙古各部，一时也还难以给明朝构成威胁，因而，朱棣对蒙古的政策在永乐初期是以怀柔为主，以防守为主，即所谓“来者不拒，去则不追”

。

凡来归附的，均以礼接纳，不愿归或归而复叛者，也不强求。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十二月“有边地降虜叛去者，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请举兵追之”

。

朱棣说，“但今朝廷大体，当以诚待之。

春秋驭夷之道，来者不拒，去则不追。

盖彼之来，既无益于我，则其去也亦何足置意！

况其同类颇众，其间必有相与为亲戚者，今若以兵讨叛，其未叛者亦将置疑。

不若姑听其去，但严兵备、固疆圉，养威观衅，顺天行事。

如造次轻举，后悔无及。”

对于边外用兵，朱棣还举汉武帝以为戒。

他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

当时虽得善马，岂足偿中国万一之费？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

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

可见，这时朱棣对于边外用兵十分谨慎，他的这种决策，显然受到实力的制约。

既然一时还不能臣服鞑靼、瓦剌诸部，那么，只有先求与之通好。

朱棣一即位便遣使赴和林敕谕诸部酋长。

永乐元年（1403年）蒙古诸部推奉鬼力赤为可汗。

朱棣又遣使致意，谕之曰：“比闻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挥朵儿只恍惚等赍织金文绮四端，往致朕意。

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

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

这位鬼力赤可汗，对于已经分裂的蒙古，并不能做到实际的控制，特别是无法控制西部蒙古的瓦剌部。

朱棣承认鬼力赤在全蒙古的统治权，也是限于力量无法向北伸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