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到莫斯科，还是在玩弄什么花招？就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而言，苏联绝不会缄口不言，不会放弃这一大做文章的时机。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时候，陆续有所传闻：据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来的消息，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机上9人全部死亡。

为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抗议。

这是不是林彪一伙出逃乘坐的飞机？一时弄不清楚，但终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消息。

当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真相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动，为了避免引起种种猜测，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适当放宽宣传的尺度，在严格掌握、统一口径的原则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节目中，有计划有控制地适当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习惯用语，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为副”

的提法，争取时间，稳定舆论。

但是，用什么、出多少，这要统一掌握、统一安排，不能没有，也不能多。

中央电台节目众多，如各行其是，每个节目出现一二次，总起来数量也不少。

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把关小组”

，统一安排；新闻节目中，对新华社、《人民日报》新闻稿中有关提法适当选用。

当后来中央完全证实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为赢得公开“林彪叛逃事件”

的准备时间，为消除种种新闻舆论的猜测，公开宣传中有关“林彪”

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宽了一步。

这样做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一时的猜测和疑惑，稳定了局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

已经出现的外电的种种猜测和议论。

外电对林彪的种种议论，起初是从宣传口径的改变和飞机坠毁开始的，曾经有几天种种猜测的报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但是，我们的宣传策略改变之后，他们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反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正确的猜测和分析，逐步平静下来。

这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避而不谈；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播局接待来访的罗马尼亚广播电视组一行三人，由我陪同。

有些单位不了解内幕，在向外宾介绍情况时，经常提到“林副主席”

，时常引用林彪的话，我只好默不作声。

在某地广播局的负责人宴请罗马尼亚客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罗方有人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我们也只好举杯，无言一笑了之。

为此，也改变了国庆22周年的庆祝方式，为避免由于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不搞大型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建立20多年了，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劳民伤财，把庆祝活动主要放在基层和用在实际行动中。

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电祝贺我国国庆，有的仍提到了林彪的名字，广播时改变了过去全文广播的做法而改为摘要播出，有意作了回避。

时机成熟公诸于世

经过一段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公开宣传中开始点名批判。

宣传上一旦公开，必须严格控制，绝不能再让林彪的画像、题词、语录、习惯用语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现；绝不能再让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

虽然在公开之前，在广播宣传中已有所准备，但真正做到“彻底”

清除很难很难。

这类稿件、节目太多了，哪些是林彪的习惯用语，哪些是中国的传统用语，有些能分得清，有些则分不清；编辑、记者多年受到种种影响，也很难在落笔时不留痕迹。

而8亿听众都是监督者，都是批评者，稍有不慎，都在“纲”

上，只能小心翼翼。

事实上也出现过某些差错。

为此，中央电台组成专门小组，广泛搜集有关林彪的言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分析，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报上级认可后遵照执行，从而统一宣传的口径。

那时整理了厚厚的一本，但后来没有找到，也可能有细心者还保存着。

从林彪“九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