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一个新政府，尽快筹组政党，迅即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立行宪政，“激进论”

又迅速抬头。

这时，徐佛苏在京主持成立了请愿同志会，并于5月组织各省代表进行请愿，商会、教育会、华侨等社会团体成员也都纷纷加入，形成了一股请愿旋风，一个接一个的上书飞向摄政王载沣，载沣左右为难，谘议局及政府所设机关，不能镇压又不能让步，况且如今“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逼近，饥谨四告，”

革命党又前赴后继，如燎原之火，国势危难在即，似乎惟有召开国会，无有他法。

但是在顽固势力的干扰下，载沣没能一揽大局，于6月27日发布上谕：财政困难，国家时局混乱，民众自治能力低下，尚无条件提前召开国会，仍以九年为期筹备，不准再请愿干扰中央行事。

第二次请愿运动失败后，各省代表仍为之不懈，决议扩大请愿运动规模，决定第三次请愿。

这时北京同志会各省分会陆续建立，并且发动了国民及工农商各界人士签名尚书运动，请愿运动生机勃勃。

《国风报》同时刊登了梁启超的《为国会限期问题警告国人》一文，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督促各省议员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斗争，配合各方运动。

8月，徐佛苏主持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机关刊物《国民公报》在北京出版。

此后，《国风报》与《国民公报》南北谣向呼应，共同推动了第三次请愿运动的迅猛到来。

《国民公报》发刊后，利用排满“革命暗潮”

，沉重诋毁清廷并且鼓吹立宪，成为各省议员与请愿国会团体的会场，可谓“团体之坚，民气舆论之发扬，足以揭破清廷之昏庸，引导民众革命之激潮。”

而此时梁启超感于清廷的昏庸顽固，思想更趋激进，革命之念渐渐流露直至浓厚，陆续在《国风报》上发表急进言论，推动着请愿运动形势的发展。

10月3日，依照《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清廷主持成立咨政院，大量立宪派人士的存在，使得咨政院成为立宪派的政治基地，立宪派则作为一支合法的独立的政治势力，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们以梁启超的《咨政院章程质疑》、《论咨政院之天职》、《评咨政院》等文章指导运动，公开站立在清廷的对立面，与清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主力军。

清廷面对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热潮，手足无措，惶恐不安。

11月4日，应咨政院、谘议局和各省督抚之请，谕令“着手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定，提前颁布试办。”

请愿运动得到初步胜利。

清廷的妥协让大多数立宪派人士欣喜不已，他们张灯结彩，组织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欢庆请愿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但以梁启超为首的激进派认为上谕中没有立即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内容，清廷又勒令请愿代表迅速离京，不得滋扰生事，引起了徐佛苏、孙洪伊等激进分子的强烈抗议。

随后梁启超发表《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指责清廷敷衍民意，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坚持以即开国会为唯一目的，警告当权者“若仍坚此不变，世界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　对清廷的绝望和愤怒化成无尽的仇恨，言论渐趋革命。

此时革命起义如燎原之火，渐有欲燃之势，而梁启超的激进言论促使一大批立宪派会员逐渐倾向于革命。

再次引起了康有为的反对，康有为愤责梁启超是“一人叛变，全党皆动”

的罪魁祸首，　两人的沟壑越来越来深，水火不相容。

1910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后，野心勃勃，东北人民深感危机，奉天的立宪派首领商讨后，决定领导青年学生罢课请愿，天津、直隶等地学生纷纷响应，罢课、游行，“断指血书”

、“刺骨血书”

纷飞，要求救亡图存，速开国会，一股罢课###汹涌澎湃，掀起了第四次请愿高潮。

清政府惊恐万分，采取残酷手段血腥镇压，激起了人民对清廷的愤怒，国内形势更加混乱，政坛错综复杂，顿时风云突变。

在立宪运动如火如荼的同时，国内又兴起了“保路运动”

，两者相互呼应，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

1911年，由于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家所有并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

这一卖国行径遭到了鄂、湘、川、粤等省人民的严厉抵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立宪派把立宪主张灌输于保路运动中，以资议局为阵地，宣传爱国民主法制思想，使得保路运动成为立宪运动的发展。

梁启超自杨度口中得到消息后，迅速作文发表于《时报》，及时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引起了国人的警惕。

随后，他陆续发表《为川汉铁路事警告全蜀父老》、《收回干线铁路问题》、《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等文章，用舆论推动运动的发展。

在文中，他批露了帝国主义以铁路侵略、经济侵略来灭亡中国的“新阴谋”

，号召国民向政府争取应得的权利、利益，捍卫民族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