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半天的工作，半天和刚刚认识到的新朋友打交道，生活简单、充实。

垂死之家的工作虽然辛苦，但也并没有到望而却步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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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义工团队

在垂死之家的义工团队里，义工的流动性很大，有时候有些义工工作几天就离开，也有些义工一做就是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

有一位70多岁的美国老人叫joe，他在垂死之家工作了20多年了；有一位来自韩国的中年人专门在垂死之家的天台晾衣服，也工作了好多年；我还遇到一个来自西班牙的青年人，他看来20多岁的样子，可是在这里工作了大半年时间，他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加尔各答工作，其他的时间是回国做零散工赚取旅费再回到印度。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需要具备多大的爱心，又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抛弃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

跟这些专程来到这里长期做义工的人比起来，我似乎只是一个看热闹的过客，感觉渺小得可怜，幸好垂死之家还有很多义工也都像我一样是“旅行过客”

，还有很多来自日本韩国的学生，有些是假期旅行，也有些是出自自己本身的专业需要来到这里亲身体验实践研究的，因为年纪相仿，感觉并不孤单，不时还可以交流一些旅行的信息。

由于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

栗林毅当然算是我第一个义工的朋友，加上我们从缅甸开始时候的故事，大有不打不相识的感慨，来到加尔各答之后两个人因为语言问题虽然交流并不算很好，但一起工作久了似乎也心有灵犀，比手划脚的也还可以简单沟通。

栗林毅从第一天开始工作的时候便一直都安安静静、一心一意的，一做便是几个小时，平常也不见得他怎么和身边的日本人讲话，很多时候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垂死之家的义工。

他是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用心在工作，从一开始，我便为这个低调不健谈的家伙所打动。

我想，这个天主教徒普通的外表里面应该有着一颗美丽的心吧！

在仁爱之家总部的早餐时间，我认识了一个会讲中文的日本人彻平。

说实话，第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的印象比栗林毅好不了多少，感觉像个比我大几岁会讲中文而又神经兮兮的家伙，1米7多的消瘦身材，留着稀疏的胡须，头上绑着一条大花布，穿着T恤搭配印度男人穿的筒裙，脚上一双塑料拖鞋。

中文讲得有点奇怪，不过一开始见面他讲话倒是扼要中肯：“我旅行中国9个月，学习中文，用字典自己学习，我爱中国。”

环游世界是彻平儿时的梦想，并没有受到什么高等教育的他从18岁开始便离开日本前往南美洲旅行，而他的环球旅行梦也一发不可收拾，一走便将近10年，到现在还在路上。

他喜好学习语言，旅行到哪里便学习哪里的语言，他会表演杂技并以此赚取旅行的费用。

他并不认为这是不正当的职业甚至乐在其中，通过他我才发现原来对旅行的狂热可以转化成为这么大的毅力和抛开世俗眼光的修养！

由于他不在垂死之家工作，也不住同一旅馆，估计见面机会不多，所以我也没有怎么留意他，却不知道后来因为另外一个人拉近了我和彻平的关系。

来到加尔各答之后不久，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野人”

的电子邮件，邮件中说到他现在尼泊尔，准备过来加尔各答这里。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电话，是野人从Sudder　street的Hotel　marria打过来的，那里正好也是彻平入住的旅馆。

野人是我大学的同学、舍友，我们都不是大学校园的乖孩子，至少书都没怎么读好，不过他比我好，专业能力强，我什么都不会。

大学毕业后我们分隔南北，各奔前程，虽然感情不错但已经联系甚少。

不料我开始间隔年的第二个月，他也辞职离开北京开始旅行，从尼泊尔准备入境印度之前意外发现我在加尔各答，于是便直奔过来碰面。

远在他乡碰上大学同窗的哥儿们，除了感慨一番世事的奇妙，也实在倍感珍惜、惊喜！

有一天通过栗林毅认识了一位漂亮的日本女孩。

她叫沙弥香，是日本红十字会护理大学的学生，以“家庭寄宿”

（Homestay，是目前在国外非常盛行的游学、旅游等住宿形式）的形式专程来到加尔各答垂死之家当义工的。

本来她并不属于我们的“旅行义工”

行列的人，可是她心地善良、为人热情随和，和她一起的时间总是很令人开心的。

加上一次她邀请彻平、栗林毅、我和野人到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