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知！”

李济在旅美途中就收到了傅约他会面的电报，而今两人广州邂逅，一见如故。

傅斯年得知轮船只在香港停泊三天，马上陪李济改签船票延长一周。

两人玩了几天，谈了几天，几天接触，心心相印。

李济评价傅斯年，“在西欧长期学习使他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就在于人为地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开。

他确信若不把这种障碍扫除掉，就无法获取科学知识的新方法。”

“傅斯年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

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４２页。

而傅斯年也打定了“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

的主意。

李济回忆：我记得他又约我到语言历史研究所去和他们的同人见面，我一看，有许多是北方来的先生，其中好像有丁山先生，还有罗膺中先生、顾颉刚先生等。

那是民国十七年冬天的事情，傅先生已经送了董作宾先生到河南从事殷墟的试掘，并且那次试掘已经完了，董作宾先生在安阳发掘殷墟的遗址，发现了若干新的甲骨文，所以研究院对于甲骨文的报道，最早是董先生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百几十片。

当然，那时我从事田野考古的工作已经有若干次，而且当时年纪很轻。

而我感觉陈寅恪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答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

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

李济：《傅所长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３５页。

张光直曾经谈过：当年傅斯年在物色考古组主任和安阳殷墟发掘主李济致傅斯年信札。

（李光谟提供）

持者时，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是年仅三十二岁的李济和四十八岁的马衡。

当时马衡是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尖子。

在这两个人中，蔡元培院长最后选定了治学严谨，代表现代科学考古的李济。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上旬，史语所借中山大学礼堂，邀请李济作一次公开演讲。

这是一次彼此心照不宣的安排，傅斯年想让李济登台亮相，以孚众望；李济也深知这是一次展示自己的契机。

李济的讲题是《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卷５期５７、５８合刊，１９２８年。

。

他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史料和历史的关系，与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即史料学”

意颇相近。

他接着介绍了最近的几项考古发掘成果，包括自己的山西西阴村发掘和安特生近年来在河南、奉天、甘肃的发掘。

李济认为，安特生的发掘，方法并不精确，功过参半。

特别在甘肃，安氏急于求成，竟从居民手中大事收购陶罐，导致居民随意向地下捣掘，造成考古学上的损失。

对安特生的“彩陶西来说”

，李济也尖锐指出，如果认为彩陶来自西方，则彩色细致的陶器应在距来源近的地方，但事实上是“愈往西愈粗”

，这就难以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