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陕西出现了一批中青年作家，纷纷冲出了潼关。

文坛历来是竞争之地，翻翻覆覆，沉沉浮浮。

在这几年里，陕西的作家质量如何，发展和前景又如何，省内国内评说不一。

我以为，除过“洛阳纸贵”

的北京外，论单打，比不上天津、上海、四川、江西、贵州、宁夏、河南，论团体，又比不上湖南、山西、南京。

究其原因，是不是有三？

一、地域差别

陕西为周至明十三个王朝建都之地。

北有黄河，中有渭河，南有汉江，山川河流结聚精光灵气，以此产生过辉煌的汉唐文化，但过则不及，盛唐之后，一种保守的、妄自尊大的惰性滋生繁衍，以此浸蚀于民风世俗，故唐后各朝政治、经济、军事皆趋于萎靡，自然文化艺术也不可幸免（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代文化的力和气度比雍容华贵的盛唐文化更令人推崇和向往）。

都城东迁和北移之后，这里渐渐归于偏僻。

当置身在碑林博物馆的那些六骏石雕面前，不禁会得出古人崇仰志在千里的良骏，今人却只看重负载忍劳的秦川孺牛，便喟然长叹。

历史衍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是信息的社会，而陕西地处西北，为东潼关、南武关、西散关、北锁关所限，性格由开放型变为封闭型，自然是赶不到时代潮流的前头。

二、生活差别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

这是最古老而又最时髦的口号。

每一个作家没有不遵循的，尤其是陕西的作家。

陕西的作家不乏有写工写兵、写知识分子为终生题材的，但绝大部分是写农村。

纵观这些作家的出身、经历，本身就是农民，或家庭成员就是农民。

对于农村生活之熟悉，大大超越外地作家。

但是产生的作品却落后于人，这恐怕是如何生活的问题了。

正因为如第一条所指，有了地域的差别，使一些作家感到了紧迫和慌恐，而放弃了自己生活的根据地，沦于文学上的流寇，而流寇政策的教训又使一些作家退守于原地的圈子里。

写农村而目注于一村一镇，写农民混同于农民，便又导致了就事论事的桎梏里。

出身于农民可以是农民作家，但不可以是作家的农民，也即农民意识的作家。

三、素养差别

陕西作家的成分，正是由于大都出身农民，或从农民跃身为农村基层干部、区县文化馆干部。

这有先天性的长处，亦同时有了先天性的不足。

很多年来，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家不是大学可以培养的，这话有其道理，但若以此走入极端，轻视艺术素养的专门训练则又误人误事。

国人文化水准的提高，城乡青年普遍受到高中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不再仅仅是普及性的了。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却决不等于艺术。

写什么的问题固然十分重要，怎么写的问题也同样要十分重视。

因而，陕西的作家初发势猛，过后劲则不足，往往在突破之时陷于困境。

如若上面三点能成立，我们应该按“面对着永恒或没有永恒的局面”

的说法，我便要具体针对王蓬的创作再发一点妄论。

陕西为三块地形组成，北是陕北黄土高原，中是关中八百里秦川，南是陕南群山众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