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宜：过去我们总以为写历史无非根据真人实事再加以书刊上的资料，连缀而为一个大故事，再加以作史者赋予道德上之评语，也就适应了前人之所谓“褒贬”

。

殊不知生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面临着一段空前的考验。

你家里由大陆而至朝鲜而入台湾，我经日本而至美国，其后面即有一个人类历史中规模最大牵涉最广的大变动。

如果我们不把这背景看得明白，则作史者本人的立场有问题，纵算其所写局部上符合情景，其所发议论亦难避免管窥蠡测的指摘了。

也总算我们运气好，活跃于20世纪的末季，有了历史之纵深，倒看回去，就领悟到我们所临变乱，有似魏晋南北朝时的经验。

亦即旧体制业已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中的摸索，这中间过去的道德标准（不是道德之精义）已不适用，所以陈琳称“观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

。

曹操更提倡“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

。

这中间也与元朝的矛盾情形有些类似。

元朝前承唐宋帝国财政带扩充性，以后又下接有明清帝国财政带收敛性（今日情形则相反），当中免不了一段尴尬局面。

更因为我在海外几十年，也不得不学外国历史。

我第一次教书在南伊利诺大学。

因为地方小，每一个历史系的教授都要担任西方文明的两组课，起先也免不得依样葫芦，只能和其他同事一样照着书本朗诵一遍。

日子久了，才突然融会贯通，领悟到新世界的现代化，无不有促成各国从农业管制的方式，进而采取以商业习惯作管制之方式的趋向。

又因为商业重交换，所以社会内各种经济因素，都要具备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之可能，如此一个现代型的国家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说来容易，要进入这样的境界，等于脱胎换骨。

自此我再循着西方文明史的教科书作线索翻看各国史料，更了解到凡近世纪各国之重大变故，如荷兰之独立战争、英国之内战、法国大革命等无不与这改组有关。

这样看来中国的长期革命流血纵横也不是世界史上突出例外的事故了。

有了这样的了解，我才领略到问题之大，牵涉程度之深，再回想起来，记忆到1930年间和1940年在国军和内地里的实际情形，才更觉得我们的缺陷是时间上和体制上的不如人，有全面性。

据说当日我们之对日抗战，确如螳臂之当车，怪不得日本军阀报告他们的天皇可以在六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也怪不得汪精卫要前去投降。

敏宜，你已知道我于最近六年以来在各处写作和讲说，提及当日在国军里当下级军官的情形，就半像乞丐，半像土匪。

这绝不是故意减自己的志气，扬别人的威风。

只不过把整个社会几个世纪落后的情形揭穿，才能确切地欣赏着抗战之胜利是一种划时代的奇迹。

你也知道，我在美国居留数十年后于1974年成为美国公民，因为我已觉悟到兹后的教书与写作，不会与我之身份有冲突的地方。

余英时先生说费正清教授所写中国历史纯以美国之利益为依归。

我倒觉得仅是如此，尚不足为费教授之病。

我既已入美籍，孩子与内人也为美国人，也没有在教书与写作时有意留下一个对美国不利的心肠。

在我看来费正清和他的高足白修德共同之毛病，则是眼光过浅，只看到刻下门面之利害，所以容易感情激动，这一点我已在《地北天南叙古今》书内各篇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