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无论是科学与玄学之争或是*与*之争，始终没有脱离五四的基本命题。

这些争论，固然有各种形式之争，包括程序和手段的差异，但主要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用韦伯的概念，就是“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

。

在诸多价值观念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是最基本的。

1930年代中期发生的“本位文化”

论与“全盘西化”

论之争，以文化的容含性，可以看作是前期诸多论争的一个汇合。

比起启蒙的先驱，“全盘西化”

论者带有明显的学术性倾向；他们以深远的目光，明澈的头脑，挑战的勇气和充分的信心出现在倾斜的舞台上。

但是，他们人数太少，由于缺乏物质性力量的结合，而使固有的理论优势大大削弱，终于陷落在传统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

就像彗星一闪而过，除了天文图谱上记下悲剧般的短暂的光辉，我们再也找不到它遗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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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5）

1935年1月，陶希圣等十位大学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又称“一十宣言”

。

宣言声称中华民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失去存在的依据，因此，“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

鉴于这种文化本位思想，必然对“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

的五四文化运动实行颠覆。

对于欧美文化，宣言承认吸收“是必要而且应该的”

，但是反对“全盘承受的态度”

；吸收的标准，则明确表示“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

宣言说：“中国是既要有自我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

这认识才算得深切的认识。”

客观，全面，无懈可击。

实际上，由于强调“中国本位”

，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就是先定的，预设的，有限制的。

什么“现代中国”

，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其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只能以国家—实质上是上层既得利益者—为主体，而不可能立足于国民个体。

一种具有自由品格的文化，对于失去自由个体的民族而言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所以，强调特殊国情，固守本位文化，是抵御和延缓专制政体走向解体的根本措施。

宣言的发起人以学术文化掌门人的身份出现，其实都有着政党的背景，是“党治文化”

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