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不利于现代化”

，“一百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总是吃激进主义、急躁情绪的亏”

＇16＇。

然而，“激进反传统”

的五四恰恰成了“现代化”

的一个源头。

我们今天是更多地受益于五四的成果呢，还是吃了它的亏呢？从陈独秀直到闻一多，都是一直被骂为“急躁”

或“浮躁”

的人物的。

“1989年之后，我国学界共同对激进的思潮进行反省”

，刘再复在他的学术计程表上作了如此的记录。

对五四的激进主义的批判，便是“反省”

中的一部分。

关于激进主义，这个概念的边界不大明确，当它在西方受到攻击时，是被指为“自由主义”

的，边沁就被称为“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激进主义者”

。

如果激进主义指的是现代的进步的观念，包括自由主义的思想成分在内，指的是旨在变革社会的一种战斗的、不妥协、不退让的状态和立场，指的是一种偏激的、片面的、批判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那么我们无须为五四人物辩诬。

他们所以激进，是因为要在短时段内毁坏一个压迫了几千年的巨物，他们要把许多代人的任务由一代人担负起来。

的确，他们是一群“夸父”

，不自量力，但这，并不就像李泽厚说的那样惟凭一时“激情”

的冲动而失去理性的支持，或如王元化所说的那样全出于“意图伦理”

而不讲“责任伦理”

。

相反，这是非常富于理性，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一代。

他们正是充分估量了对手的强大包括民族自身的惰性等，估量了变革的可能的无效性，所以才有了种种过激的、极端的说法和做法。

惟其有了这种策略，这种拼命的努力的抗争，才取得了为此后几代人所不及的成绩。

这成绩，也并不像诋毁者说的那样，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

在这里，建设与破坏实际上同期而至。

比如推翻文言文而使用白话文，就是了不起的成就。

在废科举之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作为现代学科建设，倘不是全然填补空白，就是在框架结构和研究方法上做了重大的革新。

单说价值观念，也都是全新的，建设的。

在宇宙观方面，仅说变化，就不是《周易》的变化。

宪政思想的建设，同*、科学、自由、*等普遍的口号密切相关，而中国一直以来是只有“家法”

，没有像样的宪法的。

当时，辜鸿铭即力尊*之大权，不但指共和为叛逆，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也属“无道”

，其意即一国中只应有“上谕”

而不应有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