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周周末我便开始整理韦德的图书室。

我自己一个人，从三一车站坐公交车前去。

我和他在湖边长椅上喝着啤酒，他向我解释他想要如何整理他的几千本藏书。

他买了一台电脑，放在一间没有门窗的屋子里，屋子四面都摆着长长的木质书架。

他想让我帮忙做一个电子的统计，从而能用一个搜索引擎找到每本书的位置。

这意味着将数据（书名、作者、出版社、国家图书编码等）录入电脑并且把书分门归类。

我们粗估了一下，觉得整个工作将会用掉我接下来半年中的每个周末，除非我每周再多干几天。

我已经开始动笔写毕业论文了，但我仍然希望每周能匀出来一个下午做韦德交给我的活儿。

他提议每周付我工钱，开价极其慷慨，并且提前给了我一张支票，里面是前三周的工资。

我注意到，当劳拉不在的时候，他就更加健谈一些，说话也更开门见山。

他说他要到地下室做点事，那里有他的一个小型健身房。

我一个人留在图书室里。

我花了两三个小时熟悉那台电脑和其中的软件，韦德一直没有回来。

当我最后走出图书室时，我看见他在厨房里做三明治。

我们一起吃三明治，边吃边聊政治。

让我有点惊诧的是，他的观点非常保守，把“自由派”

当作和共产党一样的危险人物。

他觉得里根对莫斯科的强硬态度是极佳的策略，而里根的前任总统吉米·卡特只会对莫斯科谄媚讨好。

我们在客厅里抽着烟，厨房里咖啡机隆隆作响，这时他问我：“你和劳拉只是朋友吗？你知道我想问什么。”

这让我吃了一惊，觉得这个问题让人十分难堪。

我几乎想告诉他，我和劳拉是什么关系他管不着。

但是想到劳拉还是很珍视她与教授的友谊的，我便努力保持冷静。

“我们只是朋友，”

我撒了个谎，“她碰巧搬入了我租的房子，我们就成了朋友——虽然我们是不大一样的人。”

“你有女朋友吗？”

“我目前恰好单身。”

“那又怎样？她漂亮、聪明、有魅力，无懈可击。

你们总是形影不离，她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人和人之间是否来电……不好说。”

他拿起一杯咖啡，给我也递了一杯，然后又点燃了一支烟，用一种意味深长的探寻目光看着我。

“关于我，她告诉了你什么？”

我感觉这段对话正变得越来越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