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蒂都扔出去。”

“我想一个人待着。”

我们又单独待在一起时，我告诉安东。

“我们都想一个人，不是吗，先生？”

他回答道，但并不从他站的地方走开。

我脱掉我的哈里斯牌夹克，卷起我左手衣袖，现出汉娜用她耳后那根标签笔亲手写在上面的病房电话与分机号。

我拨了号，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热带病病房。”

带有牙买加口音。

“嗯，你好，格蕾丝。”

我高兴地说道，“我打电话过来是要问一下那个病人让—皮埃尔的情况。

我相信汉娜就在他病床边。

我可以跟她讲话吗，求你了？”

“萨尔沃？”

我的心跳了一下，但对方还是格蕾丝。

“是你吗，萨尔沃？那个口译员？”

“是的，是我。

我想跟汉娜说话，求你了。”

我一直让手机紧贴着我的耳朵，以防安东偷听。

“是件私事，有点急。

请你把电话交给汉娜好吗？就告诉她，是……”

——我刚想说“萨尔沃”

，但还是及时收住了口——“我。”

我说道，对安东笑了笑。

格蕾丝跟汉娜不一样，她可不会踏着非洲劲舞的节奏做事。

她认为，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那就值得慢慢去做。

“汉娜很忙，萨尔沃。”

她最后这样抱怨道。

忙？跟谁在忙？怎么个忙法？我换了一个像麦克西一样的军人式语调。

“那没关系。

可能我只要跟她讲一分钟，行吗？事情很重要，格蕾丝。

她知道是什么事。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跟她说一声。”

又停了好久。

安东也耐心地等着我打完电话。

“你还好吗，萨尔沃？”

“很好，谢谢关心。

她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