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将余玠比作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

当年韦皋亦暴毙而死，传说是为朝廷所派刺客所害。

而今“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再度上演，余玠竟落下与韦皋一样的命运，这正是中国历史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

这个曾经力挽狂澜、拯救四川危局的传奇人物，本可以更有所作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宝祐元年（1253年）五月甲午日，宋理宗听信权臣谢方叔、徐清叟谗言，出人意料地发出庚牌，召四川制置使余玠回朝奏事。

当时四川在余玠的苦心经营下，军力、财力、民力均已经复苏，不需要再由南宋朝廷调兵、运饷支援。

也就是说，总理四川军、财、政大权的余玠已经完全可以不再受朝廷掣肘。

反倒正是这一点，加上余玠喜欢个人便宜行事的个性，让朝廷对他颇有疑忌。

正好出了王夔事件，利戎司统制姚世安自代为主帅，拒听余玠军令，并利用与权臣谢方叔的侄子交好的关系，想走谢方叔的路子来制衡余玠。

谢方叔正嫉恨余玠，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于是他一面假意调停余玠与姚世安的关系，一面造谣中伤余玠，诬陷他掌握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

宋理宗对余玠在蜀中的威名也心存疑惧，甚至怀疑余玠有自立为王的可能，听信了权臣谢方叔、徐清叟谗言，紧急召余玠入朝。

庚牌发出十六天后，六月庚戌日，宋廷收到四川制置司送来的急报，称蜀帅余玠病情危急，已不能视事。

根据行程推断，上报余玠病情的奏报大概与宋理宗发出紧急诏令同时。

宋理宗得报后，不知真实状况到底如何，怀疑余玠装病不朝，于是又拜其为资政殿学士，“恩例视执政”，以为安抚。

此为朝廷所发出第二道诏令。

十天后，宋理宗又草率地决定以余晦为权刑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财赋，入蜀接替余玠的职事。

余晦之前任临安府尹，言声甚差。

就连嫉恨余玠的权臣徐清叟也认为余晦“素无行检，轻佻浮薄，不堪任重。

如以余晦当此任，臣恐四川五十四州军民不特望而轻鄙之，夷狄闻之，亦且窃笑中国无人矣”。

但宋理宗却以“诏命已颁”

为由，不肯收回成命。

因担心余玠拥兵自重，不听诏令，宋理宗又以余玠病重难理军政为借口，再下诏令，命“余玠以兴元府归附之兵分隶本路诸州都统，务抚存之，仍各给良田，制司济以钱粟”。

此即为第三道诏令，意在削夺余玠兵权。

然更换蜀帅一事，远比宋理宗预想的要顺利得多。

在第一道诏令到达重庆后没几天，余玠本人便暴病身亡。

朝野间流言纷纷，如雪花一般漫天飞舞——有人称余玠是自杀殉节，以免回朝后遭到政敌迫害；有人称余玠是被仇家下毒暗害，凶手就是现任利戎司统帅姚世安，其意在为前任主帅王夔复仇，并保住他自己的位子；有人说是秦巩汪氏派人暗害余玠，意在报汪世显和阔端先后被害之仇；还有人说凶手是昔日白鹿茶肆卖茶翁的后人；甚至有人说是朝廷派暗探下的毒手。

时人将余玠比作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

当年韦皋亦暴毙而死，传说是为朝廷所派刺客所害。

而今“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再度上演，余玠竟落下与韦皋一样的命运，这正是中国历史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

这个曾经力挽狂澜、拯救四川危局的传奇人物，本可以更有所作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但四川人民没有忘记余玠，蜀中民众听到余玠的死讯后，无不悲哀难过，如同失去至亲亲人。

宋理宗为平复民心，特赠余玠五官。

但朝中大臣对余玠的攻击却依然如故，并愈演愈烈。

余玠心腹部将金戎司主帅王惟忠也因招降阔端一事失败被诬告暗通蒙古，于临安斩首示众。

对修建钓鱼城有重大贡献的冉琎、冉璞兄弟也被迫去职还乡。

就连余玠本人也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到宝祐三年（1255年）八月谢方叔罢相以后，才又“诏追复余玠官职”。

而后来奸臣贾似道当权，贪婪粗鄙，好搜罗各种奇珍异宝，他听说余玠死时，棺木中有玉带，竟然下令掘开余玠的坟墓，取走了玉带。

余玠一死，蒙古终除真正心腹大患。

其人死后不到一个月，蒙古即全面展开新一轮的斡腹计划，新任漠南总领忽必烈亲率大军从六盘山出发，取道吐蕃，过雪山，渡金沙江，沿路攻城略地。

当年冬季，到达大理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