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虽然没有双涛园的美景，但是它却成为了梁启超一生中最为温暖的家，它不仅是一个学术圣地，更是一个处处洋溢浓浓亲情，其乐融融的幸福大家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成为梁启超耳中无比奇妙的交响乐，让他心旷神怡，妙笔生花。

梁启超这样一位充满政治热情与爱国热情的领袖，却放弃了政治中的北京，而选择了在通商口岸的天津安家；让不少人迷惑不解，包括他年轻的儿子们。

一天，正在上中学的颇具强烈民族主义的四子梁思忠鼓足勇气，问到了这个让父亲尴尬的问题，梁启超平和地给孩子们解释到：“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际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之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他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的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的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时时住在它们的旁边。”

可见，梁启超开始真正地潜心学术了，对于学术的浓厚兴趣让他不得不关心书籍的安全，这也让他日后躲避袁世凯的暗杀提供了条件，让他的家庭始终在安全和温馨中度过。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3日，袁世凯政府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交战，宣布中立，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日本成为此时中国国内最强大的一支帝国主义势力，并开始妄想独吞中国，争霸亚洲，于是在8月，拒绝中国战区的建议，进攻青岛。

袁世凯看到日本的野心，但他希望能借助日本的力量来进行帝制活动，因此得到在日本政府如中国内乱，“愿助平定”

的许诺后，袁世凯对日本开始一味容忍，妥协，退让，甚至出卖主权。

9月2日，日本军队在山东半岛北部登陆，沿胶济铁路向德国侵占的山东半岛发动进攻，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随后英军在崂山登陆，协助日军在袁世凯化定的“交战区”

内击溃德军。

1915年1月18日，日军扩大侵略范围，破例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妄图吞并中国。

阴风飕飕，吹醒了中国人民，激怒了中国人民。

　梁启超在“饮冰室”

中愤然而起，通过舆论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政府发动猛烈抨击。

以“似利箭，如枪弹”

的文字痛斥日本侵略野心，谴责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他通过《京报》、《国民报》等报刊接连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外交轨道处之外交》等十数篇，针对日本“保持东亚全局之和平”

的谬论进行有力的驳斥，批驳日媒体“中国侮慢日本”

、梁启超“忘恩负义”

之说，梁启超针锋相对，说道：“我国今日所处何时何处何地；而敢侮人焉？”

“侮慢”

之说无从谈起，中国数十年来，遭难深重，受侮不少，教训可鉴，日本“保全中国领土”

之说又怎能说服中国国民？而且“日本责吾济以安事猜疑”

，为何不拿出实际行动来消除中国人之“猜疑”

；表明其绝无侵略之心呢？　梁启超本着爱国之良心，批驳日本侵略者；竟然成了“忘恩负义”

，不禁令爱国人士心寒。

难道“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耶？”

爱国竟然不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不得不令人愤慨！

后来日报污蔑“北京报馆20余家，尽为德使所教唆”

，甚至成了“德国机关报”

，日报竟然认为中国舆论，中国知识界竟然可以被金钱所购买，这是对中国人格的极大侮辱，梁启超忍无可忍，拍案而起，讽刺日本道：“何妨试以此数或倍此数之金钱购买，看看效果如何？”

同时警告日军，“中国虽然落后，但反抗侵略的精神不会丢，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梁启超的文字意正辞严，犹如炮弹般射向敌人，表现出中国人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掀起一股反帝反复辟帝制的舆论浪潮。

然而，陷入帝王没梦的袁世凯不再理会梁启超的言论，甚至派人劝阻梁启超不要再浪费笔墨，加快了封帝步伐。

1915年起，袁世凯开始发表“授卿令”

，恢复封建时代的祭孔典礼，恢复清帝排场，肆意践踏共和成果。

此时，梁启超看到袁世凯倒行逆施行为势在必行，便借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业的机会，以回乡为父亲祝寿为名，“金蝉脱壳”

，南下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联合反帝制力量。

临行前，他写信给袁世凯详谈国内情形，忠告袁世凯“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

愿袁世凯能够悬崖勒马，“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