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博士于3月24日黄昏逝世于剑桥，享年九十四岁。

《纽约时报》3月27日所登载的讣文说他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生前不只一次对我说过：“我的宗教观念不容许我尊奉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确曾自认为“左派”

。

有一次他在剑桥演讲，他说及听众可以视他为“毛派基督徒”

，或为“道家社会主义者”

，各随尊便。

这也就是说除了硬性教条主义之外，他甚可以翱翔出入于诸子百家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之间，表示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自由主义者。

我作此文时面前堆放着李公与我来往函件，内有他近三十年致我的缄柬约四十件。

长信超过三五千字，短柬只数行，他对我的影响无法言喻。

假使不是他或者我未曾与他接触的话，我的半生行止很可能与现状有甚大的差别。

初识与交谊

我第一次与他接触是在1967年的夏天。

我刚完成哥大一年的工作，准备秋间赴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副教授的新职，我的孩子培乐英文名杰佛逊（Jefferson）也在当年7月诞生。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长信，签名人自称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作者，他又很谦逊地问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我们数年来出版的系列书刊否？”

他从富路德教授（L.CarringtonGoodrich）处得悉我的姓名住址（事前富公未曾向我提及）和所作的研究工作。

写信的目的，则是探询数年之后我是否可能前往剑桥做合作者（collaborator）的工作。

所属是《科技史》的卷七，针对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与科技的影响。

他更向我解释：他自己的研究证实中国在14个世纪之前就很有成效地将自然的知识施用于人类，满足人类的需要，胜过于欧洲。

为何现代科学出现于欧洲，而不创始于中国？是否社会经济的条件，有特殊促进科技和迟滞科技的影响？

信中又说及：他需要的帮助不在一朝一夕，大概总在70年代，因为他刻下还在作《科技史》的卷四之第三部分。

但是根据经验要及早绸缪。

我尚未阅及全文就向格尔呼唤着：“嘿，有人请我们到欧洲去！

英国剑桥！”

我回信给他的时候即比较沉着。

我知道他是左派；这对我无所忌畏，因为我年轻时从军之前也和不少左派人士交往。

倒因为我自己在国军服务逾十年，不知对方如何看法，与其日后生出波折，不如开门见山立即提出。

我在信中尚说及我曾毕业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在旁人看来也可以算是“右派”

。

我又提到我的长处是能在短时间浏览大块文章，勾画其重点，但是生性鲁莽，不计细节，“极度精微之琢磨非我特长”

。

至于听说过《科技史》与否，则是毋庸提出的问题，我在教书的时候早已宣扬过李约瑟之大名。

《科技史》中精义，譬如15、16世纪之交中西科技尚在并驾齐驱的地位，日后欧洲突飞猛进，方使中国相形见绌，又如道家则在尚未产生一个“牛顿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