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下，你只能偷偷逃脱，乃至于屈服。

这时候俄梁启超似乎找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不由得耳目一新，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关注，即而投入到学术救国的浪潮中来。

梁启超认为“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者皆其子孙也。”

可见学术思想在梁启超心中的地位之高。

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突出了学术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引起了轰动。

哥白尼的地圆之说开辟了美国、培根、笛卡儿的哲学扫除了欧洲数千年学界的奴性等等让梁启超分外激动，也给他带来了奋斗的动力，从此，梁启超迈出了学术救国的第一步。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发起了“史界革命”

，成为中国“新史学”

的创始人。

《新史学》则成为了“史界革命”

的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统史学的终结，启发了史学家们进行史界革命的思路。

《新史学》发表于1902年2月至7月间，距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仅仅只有三年多的时间。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认识到仅仅从上层改革政治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唤起民众。

由此他更加重视对大众的政治宣传和启蒙教育，并试图创建新史学来实现这一目的。

《新史学》既是他新思想的理论阐述，也是他的救国实践。

当时中国的史学主要是记载封建君主经历、历代政治事件和评价君主得失的资料，目的是为后代君主提供政治资鉴。

尽管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但是他侧重于封建统治者所处的上层社会，是他们进行统治的工具。

因此梁启超的《新史学》侧重于批判旧史学和旧政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新史学》充满了激烈的批判言辞，在将矛头对准旧史学的同时批判了腐朽、落后的专制制度，一部《新史学》充满了这类激烈的政论言辞，纯粹是一部向旧制度宣战的檄文。

梁启超在其中提出史学应为国民而作，用来记录国民事迹，宣扬国民精神。

由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革命共和，对史学以政治眼光看待，故《新史学》中多进行政治批判而缺乏学术分析，几乎全盘否定就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学术建设，然而正是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其强烈的政治性恰恰符合了社会的需要，从而唤起了民众的思想觉悟，具有着相当强大的生命力。

梁启超发起了史界革命，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对史学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在史学理论、方法论、编纂、史学史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

、“现代史林泰斗”

。

在史界革命进行的同时，梁启超意识到语言文体的重要性，文言文过于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因此他开始主张改造语言文字的革命，以利于文化普及，这就是“文界革命”

。

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和文人中间，文言文流行，而在广大社会上，白话文则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戊戌维新变法时，梁启超已经意识到白话文的重要性，并提出“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

，　以用来开启民众思想智力。

梁启超有意识的改造文言，采用俗语写书，一扫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风，使他的文章通俗、又有新意，雅俗共赏，老幼皆宜。

梁启超的文章一出，如一阵清风，清洗着呆板、沉闷的中国文坛，使之焕发出勃勃生机。

梁启超的文笔生动、活泼、新鲜，被当时人称之为“新文体”

，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纵笔所至不检束”

，笔锋感情充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