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德博拉转出了重症监护室，我回头往接待处走去。

桌子后面的女人让我稍等，她神秘兮兮而又慢吞吞地在电脑上查着什么，然后接电话，又跟倚在一旁的两个护士说话。

重症监护室里那种让人没法儿忍受的紧张感在这里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煲电话粥和涂指甲油的超强兴趣。

终于，那女人透露说德博拉有可能在二楼的235病房。

我谢了她，急匆匆地跑了出来。

的确是在二楼，233病房的隔壁的确就是235病房。

带着世间万物都很对头的感觉，我跨进病房，看见德博拉靠在床上，丘特斯基在床边，姿势倒是跟他在重症监护室时一样。

德博拉身上仍然连着许多仪器，管子仍然插得到处都是，可我一进门她就睁开一只眼睛望着我，朝我含蓄地笑了一下。

“活了活了，哦。”

我一边说着，一边琢磨自己这咋咋呼呼的喜悦是否恰当。

我拉过一张椅子在床边坐下。

“德克斯特。”

德博拉用轻柔而又沙哑的声音说道。

她想再笑一下，可那笑容比第一次还糟糕，她放弃努力，闭上眼睛，头朝雪白的枕头深处沉没下去。

“她还没什么劲儿。”

丘特斯基说。

“我想也是。”

我说。

“那……嗯……别累着她，”

他说，“医生说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丘特斯基以为我是来叫他们出去打排球的，不过我还是点点头，拍拍德博拉的手。

“你醒过来可真好，老妹，”

我说，“你真让我们捏了把汗。”

“我觉得——”

她用微弱沙哑的声音说。

不过她没说她觉到了什么，相反她又闭上了眼睛，也闭上了嘴，喘息着，丘特斯基靠过去在她的嘴唇之间放了一小块儿冰。

“来，”

他说，“先别说话。”

德博拉把冰吞了下去，朝丘特斯基皱起了眉。

“我没事儿。”

她说，这当然有些夸大其词。

冰块儿似乎起了作用，她再开口的时候，声音不再嘶哑得跟老鼠尾巴锉着门把手似的了。

“德克斯特。”

她说，声音很大，好像在教堂里高呼。

她轻轻地摇摇头，我惊讶地看见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滚落，我从她十二岁起就没见她哭过。

泪珠滚过她的脸颊，落在枕头上不见了。